《小姨多鹤》是著名女作家严歌苓最新长篇力作。小说讲述了十六岁的日本少女竹内多鹤二战结束后作为战争遗孤在中国的生活。战争结束后,多鹤作为传宗接代的工具被买入张家,并从此与张家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四十几年的共同生活中,多鹤与张家人之间一直存在着让人不能忽视的差异,而这些差异正是中日文化差异的表现。本文正是透过多鹤与张家人的生活,从生死观、家庭伦理观、语言行为等几个方面发现中日文化的差异。在生死观方面,日本文化更崇尚死亡。在日本文化中,死亡是无所畏惧的,同时也是备受尊崇的,它是超脱一切的。日本文化中“崇死”思想的形成,首先与日本的自然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其次,日本文化中的“崇死”思想,还与日本的传统社会结构有着必然联系;同时,日本社会存在死后不分善恶的思想,这也促成了“崇死”生死观的形成。文中从以上角度对日本人“崇死”观念的形成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而中国文化更“重生”。这种“重生”的观念,是务本求实的,是顺其自然的、是悲天悯人的。究其原因,首先,中国文化中“重生”的生死观,与儒家思想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其次,道家生死气化,顺应自然的生死观,让“重生”的中国人摆脱了对死亡的恐慌,也更看重生命本身的价值。同时,佛教的慈悲理念和生死轮回的思想也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死观。文中从以上方面入手,对中国人的“重生”观念也进行细微入理的阐释。在家庭伦理观方面,中国人更加关注血缘的重要性。对血缘的态度,首先表现为人们对家庭成员的认定。对于家庭成员的界定,源于中国人对血缘关系的一种基本态度。自古以来,在中国人心目中血缘就是神圣、不可超越的。对于血缘关系的重视,直接影响了中国人对“家”的界定。在中国,“家”的概念通常指由配偶关系以及亲子、兄弟等血缘关系所缔结的家庭集团。血缘关系成为中国家庭中连接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纽带。其次,中国人对血缘的重视还可以从人们对不同家庭成员的态度上表现出来。文中着重分析了人们对媳妇和女儿这类家庭成员的态度。女儿在娘家的家庭成员资格以及地位也不会丧失,还依然受到原所属家庭的重视。但与女儿的地位相比,媳妇在一个家庭中的地位一般不会高于同家庭中的女儿。在家庭生活中,婆家一般都对娶进门的媳妇敬而远之。这种现状也是由血缘的亲疏造成的。在家庭伦理观方面,日本人并不如中国人关注血缘,在行为方式上更强调人的“忠”。家庭成员不只包括自己的血亲,还包括那些与自己一起生活过,但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他们都是自己的家人,或者至少是可以相信的人。日本人之所以会如此界定家庭成员,是因为在日本文化中,血缘关系必不能决定一切。“家”除了包括存在配偶关系以及血缘关系的人之外,多年共同生活在一起并不存在血缘关系的人也包括在内。一方面那些虽然有血缘关系,但却在生活被家长逐出家门的人,以及那些因出嫁或入赘而脱离原有家庭的人,他们都将不再被视为家庭的一员。另一方面在毫无血缘关系的人之间,只要有永久性的经济关系建立起来,他们也可以成为家庭成员。其次,由于日本文化并不十分重视血缘关系,因此,人们对家庭中女儿和媳妇的态度与中国人也迥然不同。新娘一旦嫁与夫家,便与娘家脱离了关系,而成为了婆家的一名新的的家庭成员。中日两国人民在家庭伦理观方面的差异,还表现在忠孝观念的差异上。中国人更重视“孝道”,认为“百行孝为首”。中国人的许多行为都是以“孝”为中心的,中国人的“孝”是对父母的一种尊敬与遵从。孝永远是非对称性的,尽孝永远是下一辈对上一辈单方面的义务。日本人更重视“忠”。其中原因,是因为在日本的家庭伦理观念中,并没存在中国人思想中“孝”的概念。由于在日本家庭中,血缘关系不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日本人并不十分关心血脉的延续问题。在没有血缘关系的前提下,能否对本家或是主人保有无限的忠诚,这将决定一个家庭的存死。在等级森严的日本封建社会里,“忠”是自上而下的要求、规定,是下对上的单方面的义务。在语言行为上,日本文化要求人们寡言少语,注重“以心传心”。日本人喜欢沉默,并视沉默为一种美德。这是因为日本是一个四面环海,版图不大的岛国,这种地理条件使得日本民族在形成过程中,要做到保持各个集团和整个社会结构的内部秩序,抑制自我主张,减少内耗,确保社会秩序的稳定性。具体地说,就是要以和为贵,少说为佳,相互谦让,避免冲突。只有这样才能有国家的安泰,个人的安稳生活。因而将沉默作为美德,视之为一种理想的处世哲学。另一方面,日本人喜欢沉默寡言,是受古代日本人信仰的影响。古代日本人认为,语言具有一种神秘的,超人的力量,一旦说了,就会应验;内心的祈祷本身也有应验能力,不必说出口。这种思想一直残留于日本人的思想意识中,以致在语言生活中崇尚少说为佳,沉默寡言。因而在人际交往时,日本人更喜欢依靠“以心传心”这种日本独特的方式进行思想感情的交流。而在中国文化中人们更注重谨言力行,就是少说空话,多干实事,做到沉默是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