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喧哗与骚动》的叙事分析，国内以往的研究聚焦于经典叙事理论、后结构主义叙事理论和解构主义叙事理论对文本的阐释，而忽略了后经典叙事理论对文本的解读，本文借用这一理论旨在探讨这一空白。后经典叙事理论在阐释具体作品的意义时，承认叙事结构的稳定性和叙事规约的有效性，在采用经典叙事学的模式和概念来分析文本时，着力探讨文本结构如何引起了规约性的读者的反应。后经典叙事学修正了经典叙事学的一个概念，即不可靠的同故事叙述，不管叙述者人物是谁，人物功能与叙述者功能都不可能是密合无间的，因此我们不能总是根据叙述者的人物角色推断叙述者的可靠性或不可靠性，有时候不得不考虑叙述者的伦理位置；同时，在阅读过程中，个体读者不可避免地会从特定位置进行阅读，也即“伦理取位”，参与文本的阐释和建构。我们探讨叙事伦理，就是要理解叙事伦理是通过文学叙事来呈现隐含作者、叙述者、人物以及读者的伦理状态，把读者放在一个平等的位置，同情式地理解个体生活。叙事伦理生成于读者的阅读过程之中，依靠的是叙事，它不是虚构的形式化的形态，而是多维度的对话性的个体性的建构。本文试图把叙事的形式和技巧问题与隐含读者以及现实中的读者的回应联系起来，深入隐含作者的内心世界考察隐含作者如何引导我们通过自己的手段进行推断，以及他的引导和我们的相对自由如何影响着我们从叙事伦理角度看待凯蒂这个人物，质疑她是否真的走向彻底堕落，以建构她的真实形象。《喧哗与骚动》的读者，不仅要参与文本的阐释而且要参与文本的建构，经典叙事学关于不可靠性的解释无法充分说明凯蒂这一中心人物的真实形象：凯蒂没有自己的叙述声音，她存在于三位第一人称同故事叙述者的叙述里，被简化为一种身份的代表，直到叙事结束，读者也无法看清她的外表肖像。隐含作者通过三位第一人称同故事叙述者和第四位第三人称有限全知叙述者(包括附录部分)渐次叙述同一个故事，不同的叙述者意在增强叙事的力量，但从反面来看，这一叙事形式也暴露他们叙事的无力。班吉作为人物，他的存在正证明了凯蒂代表人性最美好的一面，而班吉也应被看作是文本的第一位叙述者，并非学界所尊重的作者的暗示是一位“愚人”。他的叙述正如昆丁、杰生的一样有着很强的诱导色彩。班吉仅暗示凯蒂失贞，昆丁则确信凯蒂的淫荡，而杰生则诅咒凯蒂的堕落。如果读者迎合叙述者的这种诱导，凯蒂无疑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成了一个淫荡的彻底堕落的形象。文本的诱导是如此强烈，以致读者在伦理上很难接受。对文本叙事伦理的探讨，要求读者具有公正意识，拒绝叙述者的某种诱惑，进而被迫进行二次阅读，重新探讨叙述者和自己的伦理处境，体验叙事就要求我们在情感上和伦理上置身于隐含作者、众多叙述者、凯蒂的关系之中。在文本中有明确信息支持的凯蒂的故事当中，我们的伦理位置是清晰的：我们同情凯蒂，她是女子成长期的失足而被逐出家门，人们对她的成见和打压正是当时美国南方社会父权制的暴露。在前三位叙述者的故事当中，我们的伦理位置是渐次变化的：班吉作为叙述者对读者的暗示表明“愚人”非愚；昆丁的绝望和对自己情感的压制，揭示他对凯蒂叙事的不可靠性；杰生在众多事件的不在场和对凯蒂的怨恨、报复暴露他的道德缺陷和叙事的更加不可靠性。前三位叙述者叙事渐进的不可靠性，因此在理解凯蒂形象的问题时，第四位第三人称有限全知叙述就显得特别重要。在第四位第三人称有限全知叙述当中没有任何贬低凯蒂的迹象，突出对迪尔西母爱的赞美，在黑人教堂参加复活节礼拜，羔羊的受难和鲜血让人联想到圣母玛利亚和她的孩子，进而联想到曾是孩子又是母亲的凯蒂，凯蒂获得了一种宗教化的浪漫色彩。在附录部分，第三人称有限全知叙述并没有肯定凯蒂的堕落，相反，叙述者不乏讽刺的笔调揶揄那些穷追凯蒂堕落的人，在这一叙述中，我们的情感和伦理的界限则是模糊的，叙述者体现了“他”对女性的烂漫化情感。事实上，综观整个文本我们来理解隐含作者的叙事，隐含作者把读者放在一个极具挑战性的伦理位置上，隐含作者在叙事中预定了两条线：一条是借以与隐含读者的共谋，隐含作者对读者层层诱导，第一条线上双方共谋把凯蒂推向堕落的深渊，但第一条线并未得到文本叙事的最终肯定；因此理解隐含作者更大的叙事，就是否认不可靠的叙述者的叙事，借以向我们展示一位善良的富有爱心的、充满激情而又有点神秘的女性，也即文本中存在的反对共谋的第二条线，这也是我们认为最接近凯蒂的真实形象。我们履行伦理责任的结果是，看到这些叙述者所遭受的痛苦和压力，都在拐弯抹角地表达自己的感情或隐情，加深对这些叙述者不可靠性叙述的理解，加深了对这些人物的理解和同情，理解隐含作者的叙事，从而修正了对凯蒂形象的一般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