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借用西方原型理论,把中国古代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戏曲、小说等民间文艺形式中形成的相对稳定的故事母题、人物、意象等与十七年红色经典小说创作联系起来,探讨红色经典小说民间母题、民间人物原型与民间意象等的原始内涵及其现代运用与改造情况,并结合创作主体和受众群体的特殊性分析使用这些民俗资源的原因。最后指出基于民间原型视角对红色经典小说重新认识的意义及局限性所在。第一章对红色经典小说民间母题的革命演绎进行了概括。第一,成长母题在革命叙事中的转世赋形。从人类学视角来看,红色经典小说塑造的“新人”之前的身份正是一个个即将步入革命殿堂的“未成年人”与受礼者。他们离家出走、寻找真理完成了在隔绝环境中的分隔礼仪。他们大多是丧失肉身之父的“孤儿”,党、组织是他们成长路上的“精神之父”——能够像部落长老一样让受礼者的身份获得终极转换,并作为一种精神象征引领受礼者接受各种考验。革命新人经过血与火的考验,成长为富有感召力的领军人物(如抗日英雄),这非常接近那种“神赐英雄”的“通过仪式”。第二,复仇母题从民间传奇到宏大叙事中的嬗变。红色经典小说阶级斗争表面故事之下嵌入“坏人的作恶导致伤害—斗争—胜利—主人公新生”的复仇故事模式,人物经历了“平衡—平衡被破坏—新的平衡”的命运过程,复仇传奇演变为言说“解放”、“革命”、“阶级”的宏大叙事的过程中,仍然认同并继承了父仇子报的复仇策略以及“邪不压正”复仇价值观,在个体式报私仇置变为群体式雪公恨的宏大叙事中表达了新的出路。第二章讨论民间人物原型在红色经典小说中的乔装改扮。第一,革命外衣下拯救者原型的置换变形。在“救世”母题中,“英雄—群众”关系与神话传说中“神—人”关系存在着结构上的对应,古代具有拯救功能的神灵、清官在“党”,以及代表党的“组织”、“英雄”等人物躯壳内获得了置换与再生。但红色经典小说中的英雄形象又不是民间拯救者原型的照搬照抄,革命英雄和阶级、集体概念联系在一起,强化了角色的“阶级”身份,以及拯救者的角色功能。阶级身份置换使其获得现实的力量,经过一番现代性的改造后,突破了以往的封建性局限。第二,脸谱化人物模式的革命化转换。民间文学中的善恶对立的人物刻画与等式化的想象成规,能够为现实的阶级认同提供确定力度。不管是英雄人物从人到神的“洁化”处理,还是反面人物由人到魔的刻画,这是一个典型的箭垛效应铺成的人物群像的书写过程。敌人脸谱的恶魔化书写与“以善为美”的英雄人物范式的形成,是脸谱化人物模式革命化的成功转换。第三,女性原型文化含义的借用。女性与牺牲,女性与奉献的原型文化含义渗透在人物形象塑造始终。这样的人物形象传达了创作者对女性奉献精神的无意识追寻。民间意象的政治象征。红色经典作家以胜利者的姿态站在时代的新起点对传统乐土意象进行现代革命意义的置换:“明朗的天”底下,人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革命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传统乐土意象在革命家园的想象中被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在中国,“天”是一种象征。民间“太阳”、“雷雨”等“天象”成为红色经典小说中的主导性象征意象群,并赋予它们意识形态的含义。“党”、“毛主席”与日、月、星辰等民间光明体系的象征同构关系,传达了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整个民族集体无意识中的太阳神崇拜信仰,以及对光明、希望的无意识追寻。通过这种相近似性想象,赋予共产党拯救的权力与合法性。雷雨、阴暗的天气作为民间惩罚恶行的先兆,象征政治上的黑暗世界。这些“天象”的象征与民间百姓对于“太阳”、“雷雨”的集体无意识认知存在某种潜在的共鸣。基于上述研究思路,本文认为,用原型批评整体文学观,将红色经典小说放到整个文学关系和民间文学传统中重新认识,发现红色经典小说绝不是简单的“政治的附庸”。红色经典作家以宏大政治事件作为背景,“合理”地将中国民间艺术形式嫁接到现代叙事中,让革命言说中包裹着非常传统与古老的东西,正是民间艺术形式中永恒的叙述模式、人物原型、象征意象,消解了主流意识的僵化,增强了此类小说的文学性内核。从这一点来说,红色经典小说在文学史上重新定位的问题,是可以重新考虑的。但同时,红色经典小说对传统继承中有时候忽略了社会生活是文学的重要源泉,泛型与模式的借用中也让红色经典小说存在类型化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