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 Porta et al.(1999)以来，一系列的研究(La Porta et al.，1999；Claessens et al.，2000；Barca and Becht，2001；Faccio et al.，2002)表明，除美国和英国之外，股权集中现象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且控股股东往往是政府或家族。在这一背景下，公司治理研究的重点，开始从管理层与投资者之间的代理问题，转移到控制性大股东与外部中小投资者之间的代理问题。由于股权集中，大股东有动机也有能力监督公司管理层，甚至直接充当管理层，从而有效解决了股权分散下管理层代理问题。然而随之而来的，是由于控制权私利(Private Benefit of Control)的存在，控制性大股东有着不同于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导致控股股东利用控制权进行侵占。现有研究发现，在股权集中的市场上，外部法律保护(La Porta et al.，1998，2000a，2000b)以及内部股权制衡(Bennedsen and Wolfenzon，2000)等公司治理机制可以抑制控股股东侵占、保护外部中小投资者利益。　　 中国作为新兴市场，投资者法律保护严重不足，同时作为转轨经济国家，政府干预现象盛行。这一特殊的制度背景导致股权集中现象更为严重(张华等，2004；王鹏和周黎安，2006)。那么在中国市场上，控股股东持股如何影响公司价值?控股股东通过什么路径、以什么方式影响公司价值、侵占中小投资者利益?内外部公司治理机制是否有效保护了中小投资者利益?此外，当前的股权分置改革是否改变了控股股东持股结构、侵占行为及公司治理效率?　　 针对上述这些问题，本文基于控制权私利内生化，从控股股东最优决策视角出发，研究股权集中市场上的控制权价值、控股股东侵占行为与公司治理机制保护。具体研究内容包括：股权集中市场上的控股股东侵占、公司价值与公司治理；控股股东控制权对上市公司投融资决策、现金持有决策以及资金占用行为的影响及相应的公司治理机制保护；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控股股东持股调整与侵占行为变化。　　 研究方法方面，本文在理论上基于控制权私利内生化，利用静态或动态优化方法，研究控股股东利用控制权影响上市公司投融资决策进行侵占的行为及公司治理机制对中小投资者的保护；实证上主要基于La Porta et al.(1999)终极控制权论，在度量终极控股股东控制权、现金流权水平基础上，采用混合数据多元回归分析、面板数据方法等，研究控股股东性质、现金流权、控制权与现金流权两权分离等因素对公司资本运营决策及公司价值的影响，以及公司内外部治理机制对中小投资者的保护。　　 本文研究发现，在新兴加转轨经济特色的中国市场上，公司控股权是有价值的，主要体现在控股股东对控制权私利的追求和获取上。无论终极控制权是国家所有还是私人所有，控股股东均利用控制权侵占外部中小投资者利益，导致公司价值降低。控股股东侵占方式和侵占路径是多样化的，包括通过影响公司投融资决策、现金持有决策等进行间接侵占，甚至资金占用方式进行直接侵占。总体来说，现有的内外部公司治理机制并未有效抑制控股股东侵占行为。此外，随着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全流通时代到来，不同控股股东会根据其现金流权水平、外部投资机会及市场平均回报等，调整持股结构及最优侵占决策，同时也发现，减持并非控股股东必然选择。此外由于调整成本的存在，控股股东减持是一个持续的动态过程。各章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导论部分，介绍本文选题背景及研究主题，阐述研究内容与基本架构，指出研究方法及主要创新等。　　 第二章为文献回顾与制度背景。本章从股权集中现象及其产生机制，股权集中下控股股东侵占与公司价值，控股股东侵占具体路径与公司治理等方面，对股权集中所有权结构下的控股股东侵占与公司治理进行系统回顾和评述。此外，考虑到中国特殊制度背景对控股股东侵占行为的影响，在本章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专题性回顾和评述。　　 第三章从终极控股股东控制权与公司价值关系角度，在总体上研究控股股东侵占与公司治理问题。理论上在Johnson et al.(2000a)、La Porta et al.(2002)线性关系研究基础上，进一步考虑现金流权对控制权的影响、以及控股股东控制权对侵占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控股股东控制权、现金流权和公司价值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且投资机会好坏会影响现金流权激励效应。实证研究表明，现金流权水平高时具有激励效应，而现金流权水平低时并不具有激励效应；控股股东处于相对控股状态时，控制权具有侵占效应，处于绝对控股状态时，控制权水平改变不影响公司价值。此外，投资机会影响现金流权激励效应，当投资机会高时，现金流权具有激励效应，而投资机会低时，现金流权并不具有激励效应。这一研究是对La Porta et al.(2002)、Claessens et al.(2002)工作的重要修正和完善，对加深所有权结构、尤其是终极控股股东持股与公司价值关系的认识有重要意义。　　 第四章从上市公司投资行为角度，研究控股股东侵占与公司治理问题。理论上首次通过动态模型方法，研究发现股权集中、控股股东存在会导致公司过度投资，控股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进一步加剧了这一行为，同时自由现金流水平也对过度投资有正向影响；而现金流权水平的提高、治理环境的改善，则可以有效抑制过度投资。实证上基于Richardson(2006)方法，研究表明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度、自由现金流水平对过度投资有显著为正的影响，相对于政府控股，私人控股公司过度投资现象更严重，尤其是当现金流权水平较低时。这一研究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大规模低效率投资现象提供了一定的解释，同时也为控股股东侵占提供了新的证据。　　 第五章从公司债务融资行为角度，在现有“制度环境与债务融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结合终极所有权，研究控股股东侵占与公司治理问题。在理论上基于控股股东决策视角，通过动态模型研究发现，在利率管制的中国市场上，投资者法律保护不足及控股股东的存在，会导致公司过度债务融资，政府干预进一步加剧了这一行为，控股股东现金流权则可以有效抑制过度债务融资。实证研究表明，控股股东现金流权与过度债务融资显著负相关，法制环境的改善、政府干预减少显著降低了过度债务融资规模及过度长期债务融资，从而在验证理论分析的同时，为控股股东利用控制权侵占提供了新的证据。　　 第六章从上市公司现金持有角度，研究控股股东侵占与投资者法律保护问题。基于2004-2008年上市公司数据，通过采用面板数据方法中的固定效应模型，研究结果表明，代表控股股东侵占的控股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两权分离度越大，公司现金持有比例越高，而随着投资者法律保护的改善，分离度对现金持有比例的影响减小。进一步研究表明，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度对现金持有与公司价值产生显著为负的影响，投资者法律保护对现金持有与公司价值产生显著为正的影响。这一研究进一步从公司治理角度揭示了中国企业现金持有现象产生机制及市场影响，同时也从现金持有角度提供了控股股东侵占的新证据。　　 第七章从控股股东资金占用角度，在非线性框架下研究终极控股股东侵占与公司治理问题。研究结果表明，终极控股股东控制权水平与资金占用有显著正向关系，且当控制人为政府时尤为明显，而现金流权无法有效抑制控股股东资金占用；政府干预的减少可以有效抑制资金占用，而其他如独立董事、外部机构持股等公司治理机制没有显著抑制作用。进一步考虑不同水平下控制权和现金流的影响，发现在绝对控制权水平下，控制权的掏空效应尤为明显；高现金流权可以有效抑制掏空，而低现金流权不具有抑制效应。这一研究加深了对控股股东持股、资金占用与公司治理的认识，对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机制，保护投资者利益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第八章结合当前股权分置改革，从全流通背景下的大股东减持角度，研究控股股东持股结构与侵占行为调整问题。在理论上通过动态模型研究大股东减持，结果发现控股股东最优减持与其现金流权、公司治理水平及外部投资机会正相关，而与控制权私利、外部市场回报率负相关，且减持并非其必然选择。此外，由于调整成本的存在，控股股东减持是一个持续的动态过程。实证上基于第一大股东减持数据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控股股东现金流权水平对减持行为的影响显著为正，而外部市场平均回报影响显著为负，且当终极控股股东为私人时，减持比例更大，但公司治理机制并未如理论预期产生显著影响。这一章的研究揭示了大股东减持的内在机制，为股权分置改革后大股东减持、股权结构调整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目前市场上的减持行为。　　 第九章为全文总结，介绍本文的主要结论、局限及未来研究方向。本章对全文的研究进行系统性回顾，对论文的主要结论加以总结，同时也指出研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进一步指出未来研究方向。　　 本文的主要创新，包括如下几方面：　　 第一，理论上基于控制权私利内生化，从控股股东决策视角出发，通过静态及动态优化方法，研究新兴加转轨经济制度背景下中国上市公司投融资等经营决策与控股股东侵占的关系，揭示控股股东持股影响公司行为及公司价值的内在机制。　　 第二，在非对称框架下，区分绝对控股与相对控股，高现金流权水平与低现金流权水平，研究终极控股股东控制权侵占效应及现金流权激励效应，并进一步考虑投资机会好坏对现金流权激励效应的影响，揭示终极控股股东持股影响公司价值的内在机制。　　 第三，从终极控制权、尤其是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的角度，研究中国经济中普遍存在的过度投资问题，以及公司内外部治理机制对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揭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大规模低效率投资现象产生的内在机制。　　 第四，从终极所有权与制度环境相结合的角度，研究中国上市公司债务融资问题，揭示公司过度债务融资及过度长期债务融资发生的内在机制，为中国市场法制环境与债务融资之间有悖于传统“法与金融”理论的关系提供理论解释。　　 第五，从控股股东侵占与投资者法律保护相结合的角度，研究中国上市公司高额现金持有动因及价值影响，在揭示上市公司现金持有产生机制的同时，也进一步提供了控股股东侵占的新证据。　　 第六，从控股股东最优决策视角，研究股权分置改革后，面对全流通时代的到来，控股股东最优减持及侵占行为的变化，在解释现有市场减持现象的同时，为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调整及公司治理优化提供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