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始终是政治领袖、知识分子与学者争相解说且聚讼不已的历史话题之一。1919—1949年间,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共产主义、三民主义与自由主义三大意识形态,各自建构起了关于它的认知模式。本文试图对这三种认知模式进行比较细致和系统的梳理,努力将其生成过程回放到当时的历史场域中进行描述,以厘清它们的演变轨迹、产生的历史条件和所受主体性因素的影响。在对它们之间错综复杂的交叉、互动以及循环敌对与争辩态势的刻画中,也试图对“五四”的历史图像予以还原。 论文除绪论和结语外共分三章,分别以“阶级革命”、“国民革命”、“文化启蒙”来概括和呈现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自由知识分子认识五四运动的不同视野。 第一章揭示了共产党的“五四”观的演变。“五四”后期,陈独秀、李大钊的认识己昭示了激进革命话语的萌芽;大革命时期,“五四”被明确定性为“反帝反军阀”的“民族革命运动”和“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由此,它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划时代”意义已呼之欲出。1927年国共分裂后,共产党人开始反复说明“五四”的“资产阶级性”,以瞿秋白等人为代表对“五四”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但是到抗战全面爆发前夕,“新启蒙运动”则更侧重于从“启蒙运动”的角度来认识它,并试图批判继承“五四”“启蒙”精神。从1930年代末开始,毛泽东以论证“五四”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为中心,对其进行了系统的阐释。经过党内其他理论家和史学工作者的进一步论证与发挥,最终建构了一套完整的带有历史决定论色彩的“五四”认知模式。 第二章考察了国民党对五四运动的阐释及其演变。孙中山奠定了国民党人对“五四”的矛盾态度。他既肯定了它在促进国民觉醒方面的作用,同时也看到了其中的自由主义以及否定传统的态度对革命的潜在威胁;比较而言,孙的追随者如朱执信、戴季陶等人则对“五四”发出了更多的热情礼赞。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人也把“五四”定性为“反帝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从总体上看,1927年前他们与同时期共产党人的认识具有较大的一致性。但在取得表面上的全国政权后,南京国民政府对五四运动给予了更多的指责。到1940年代,蒋介石对五四的攻击达到了极端。面对共产党的强势“五四”话语,国民政府对“五四”的评价在“歌颂”与“检讨”之间更加摇摆不定,从而也更加矛盾和混乱。它也试图通过改造“五四”形象来建构其“国民革命”的历史合法性,但多半归于失败。 第三章以胡适为个案考察了自由知识分子对“五四”的阐释和评价。胡适一生多次把新文化运动称作“中国的文艺复兴”,其用意明显在于强调其文学革命的内容、“人的解放”的价值关怀与再造文明的意义。对于“五四”学生运动,胡适对其作了“幸”与“不幸”的价值评价。由于把个人自由、学术自主视为高于一切的价值,所以他常常遗憾地认为学生运动是“很不经济的不幸事”;而且,他对其中的不“民主”与不“科学”的做法也抱有深深的警惕;晚年又进一步把这一运动与他的“中国文艺复兴”对立起来,明确提出前者不幸“干扰”了“后者”的论断。 1919—1949间的“五四”阐释不是一个孤立的事情,它不仅取决于不同认识主体的政治立场,更取决于现实的政治与文化斗争的态势。因此,如何理解和评价五四运动,已主要不是一个史学问题,而是一个现实的社会导向问题,一个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然而,五四运动的形象因变动不居和毫无客观准则可言,其真实面貌已难以辨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