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语用调节论为理论框架对《左传》人物的言语活动中使用句末语气词现象进行语用学研究。本文将以建立在语用调节论这一理论框架为基础，试图解释《左传》对话中的人物角色将句末语气词（如―也‖，―乎‖，―哉‖，―矣‖等）作为一种语用手段来调节其言语行为的运作机制和动因。为了分析语料从而解决问题，本文在霍永寿提出的语用调节论（或作为一种语言调节理论的语用学）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理论框架。语用调节论研究人们如何使用语言来调节其社会行为，从而使人类生活在社会行为层面保持最佳和谐状态。该理论认为，人类社会行为有两个相互矛盾但又相互依存的趋势—和谐与冲突。二者作为两个极点构成一个连续量表，语言的调节作用就表现为它使该量表的两极间保持有一种张力，使人类的社会互动在一般情况下总是处于一种介于和谐与冲突的最佳平衡状态。语用调节论认为，语言对人类社会行为的调节发生于活动类型中，调节的基本单元是言语行为。作为构成活动互动的具体步骤，言语行为的实施是导致冲突的直接原因。活动互动在社会、物理、心理三个维度上展开，冲突也是在这三个维度上的相应活动限制所引发的。因而，语言的调节也是在这三个维度上运作。调节的语言保证是语言在结构、语义、语用各层面上的变异性、协商性和适应性，其认知前提是作为人类认知自返性在语言使用过程中的体现的元语用意识（metapragmatic awareness）。本研究对《左传》句末语气词的语用调节功能是从社会维度上进行分析。具体说来，本文研究《左传》中的人物如何将句末语气词作为一种语用调节手段来减弱或避免自己的言语行为可能带来的的社会冲突，使交际顺利进行，最终实现自己的言语交际目的。运用语用调节论这一理论框架，我们分析了从《左传》中搜集到的627个人物对话活动中使用的句末语气词，并以Searle对言语行为的分类为标准，对《左传》对话中使用句末语气词的言语行为类型进行了统计和分析。在语用调节论的理论框架指导下，我们认为在《左传》记录的人物对话中，句末语气词可以看成是说话者在交际中运用的一种语用策略，以此对自己的言语语力进行弱化或强化调节。说话者在实施言语行为时，通过使用语气词调节自己的言语语力的同时也调节其社会行为，从而使双方人际关系和社会互动处于最佳平衡状态，使得对话互动顺利进行，互动双方最终能实现各自的交际目的。此外，从语用调节论的角度看，由言语互动可能导致的社会冲突是促使说话者使用句末语气词对自己的言语行为进行调节的主要原因，而且这种社会冲突主要与说话者的交际意图和听话者的面子需求紧密相关。具体地讲，主要有如下几点：其一，对于社会地位和权势相对较低的说话者而言，如《左传》言语交际中的谏言者，其主要职责和任务是给自己的君主提出合理正确的意见，对不合理建议进行劝阻，而这些话语通常都是由指令类的言语行为实施。在元语用意识的监控下，谏言者意识到这会给君主的消极面子带来伤害，于是就选用具有弱化自己言语语力的语气词来调节自己的言语行为，避免给听话人的消极面子带来伤害。其二，当说话者实施断言类的言语行为表达自己与听话者不一样的意愿和想法时，说话者意识到自己的断言类的言语行为会给听话者的积极面子带来伤害，也会使用具有弱化语力的句末语气词如―乎‖来减弱自己的言语给听话者的积极面子带来的伤害，尽量避免可能会发生的社会冲突。其三，对具有较高社会权利和地位的说话者而言，在实施指令类的言语行为时，会使用具有强化语力的句末语气词―也‖、―矣‖、―哉‖等来增强自己的言语语力，以此作为巩固和强化自己地位的一种手段。除此之外，《左传》中具有加强言语语力的句末语气词还可以用在承诺类和表情类的言语行为中，以此强调说话者对听话者之前的看法和观点的认同程度之深，从而起到维护听话人的积极面子的效果，使双方人际关系和社会互动处于最佳和谐状态，对话互动顺利进行。最后，本文的研究结果也证明了语用调节论及以建立在该理论上的理论框架对语言现象进行解释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