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甲午战败后,财政拮据,国内群情鼎沸。一方面,当政者有扩充利源的需要；另一方面,败于邻邦日本这个“东瀛蕞尔小国”之手,给予国人以莫大的耻辱及危机,因此民族主义兴起。“兵战”不利的情况下,在部分当政者及有识之士中,以郑观应等提出的“商战”思想渐趋风靡起来。“自开商埠”的字眼开始频繁出现。等到1898年6月戊戌变法期间,“自开商埠”正式作为一项变法措施全面展开。清政府以扩充利源为目的,权自我操为指导,自动开放了一批口岸。湖南岳州作为清政府首批开放的口岸,开关缘由及进程在自开商埠中很有代表性。甲午战后为支付战争赔款,清政府向英国借款,英国趁机提出开放湖南湘潭等系列条件。而岳州的开放,是作为抵制英国强制开放湘潭的“移花接木”之举,是中国政府、地方官绅、西方势力等各方利益权衡的产物。对英国人来说,虽未开放湘潭,但打开了湖南的北大门,好歹满足了他们进入湖南省获取利益的设想；对地方官绅而言,终于成功“捍卫”住了省中心的湘潭,而开放位于湖南东北角,与湖南中央腹地隔有洞庭湖的岳州影响相对有限；对于清政府而言,既不得罪英国人,又不至激怒湖南省绅民引发事端,同时还避免了帝国主义更加深入内地。三方的“满意”也使得岳州自开埠之后,相对顺利的发展起来。岳州开埠,开埠章程及建置虽有条约口岸的成例可循,但到底与条约口岸性质不同。因此秉承着主权在我的原则,在奏准开放和实际开设的过程中,对基本的初始性质的章程制度建设在参考的基础上作了完善和创新。它的章程建置也为之后的自开口岸提供了参考与模本。以岳州为代表的这种自开商埠的尝试,虽然没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大环境下,改变中国在西方列强制定的条约体系框架内的贸易地位,也未能挽救行将就木的清王朝,但毕竟是有益的尝试。岳州开放之后,作为长江流域的重要的中转口岸,进出口贸易也迅速发展起来。因之贸易发展的推动,岳州当地的经济也快速发展起来。经济发展背后,是社会的变迁。岳州的开放,对当地乃至湖南一省的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都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