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健康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观测指标,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各国都将提高居民的健康质量与健康水平作为本国社会发展的优先战略,健康问题引起了政府部门、医药卫生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随着健康问题研究的深入,人们越来越发现,人类的健康行为对自身的健康水平的影响和制约作用越来越大,甚至超过了医疗防治对人类健康质量与健康水平的影响。对于经济欠发达的民族地区来说,这方面显得更为突出和明显。国内外很多研究表明,媒介使用是影响健康行为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但是媒介使用是如何影响健康行为,特别是对民族地区居民这样一个特殊人群来说,其背后隐藏的影响机制究竟如何,显然是一个特别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20世纪50年代以来,欧美国家的健康行为研究者越来越重视各学科理论资源对健康行为研究的借鉴和指导,竭力构建各种健康行为理论假设模型。但在理论使用上比较单一,对相应理论指导下的健康行为研究的检讨和反思不够,对理论的适用性和局限性考虑得不充分,不注重同样关注健康行为的其他理论之间的对话与交流。同时,对各种理论整合的尝试上做得很不够,导致了健康信息传播、媒介使用与个体健康行为之间的复杂关系没有得到充分的揭示,很多问题在理论的视域中被遮蔽了,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讨论。而且,国内以往的健康行为研究中,所采用的统计方法有明显不足：用于分析健康行为影响因素的大多是多元回归、因子分析等传统的统计方法。在多因素对健康行为的影响研究中,大多采用多元统计方法和路径分析方法。但这些统计分析方法只能处理显在变量,不能处理潜在变量,尤其不能揭示各潜在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因此,使用传统统计方法很难了解媒介究竟是如何影响健康行为的。就此而言,对健康行为研究的方法论变革变得十分必要和紧迫。基于此,本研究采用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以及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以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收集的304份有效问卷和40名当地居民定性访谈材料为分析样本。从计划行为理论、知信行理论、社会认知理论等行为理论中提取媒介使用对健康行为的影响因子,构建了民族地区居民与健康有关的媒介使用对其健康行为影响的理论假设模型并提出了相应的研究假设。在研究中,采用了高级统计学方法——结构方程模型进行验证,并用定性深度访谈的分析资料作为定量研究结果的补充对之进行了印证。研究发现最终的结果是民族地区居民媒介使用对健康行为影响的总效应是0.5412,处于大效果范围之内,说明民族地区居民媒介使用对其健康行为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从中发现,影响路径有两种：一是直接影响；另外一种是通过行为态度、自我效能这两个中介变量来对健康行为产生间接影响,而媒介使用通过健康知识对健康行为产生间接影响的这条路径,则因为健康知识对健康行为影响不显著而中断,深度访谈结果解释和印证了上述结论。由此可见,媒介使用对民族地区居民的健康行为促进有巨大的潜力和提升空间。为了更充分发挥媒介效果,民族地区健康传播应该从以下几点来全面构建以效果提升为目标的健康传播体系：1、打破以传者为中心的传播模式,构建以受众为中心的精准传播体系；根据民族地区居民的差异和需求特点,对其进行分类分层传播,针对特殊人群进行重点干预；2、需要从单一媒介传播转向多元化、多渠道传播转变,实现健康传播的多媒介组合：3、努力提升民族地区居民的媒介素养；4、大力推动民族地区居民健康信息的知识内化；5、着力推进民族地区居民行为态度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