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资源保存理论、自我决定理论和目标促进理论,在研究1中建构了两个以职业使命感为调节变量,工作意义感和组织归属感为中介变量的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诱发工作退缩行为概念模型。具体为,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通过工作意义感和组织归属感的中介作用诱发员工做出工作退缩行为,职业使命感加强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和工作意义感、组织归属感之间的关系。另外,针对研究1中与假设不一致的结果,在研究2中探讨职业使命感对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和工作意义感关系调节作用的内在机制,即这种调节效应是否由于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的直面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引起。研究1中,利用SPSS 26.0对回收的326份数据进行模型验证,结果表明:（1）受到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频率的增加能正向预测员工做出的工作退缩行为频率的增加。（2）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和工作退缩行为的这种关系可以由工作意义感和组织归属感这两种工作动机中介。（3）职业使命感能够减弱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对工作意义感的作用以及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通过工作意义感对工作退缩行为的间接作用。（4）在非服务业样本中,职业使命感能够调节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对组织归属感的作用以及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通过组织归属感对工作退缩行为的间接作用。研究2使用AMOS 25.0软件对回收的305份数据进行模型检验,结果发现:职业使命感正向预测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的直面应对方式,负向预测回避应对方式。但职业使命感在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和工作意义感关系中的调节作用不是通过应对方式起作用的。最后,研究主要对研究1和研究2中与假设不一致的结果进行了讨论,并基于本研究的不足对未来研究可以改进的地方以及新的研究方向进行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