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具有老年人口规模巨大、老龄化发展迅速、地区发展不平衡、城乡倒置显著、女性老年人口数量多于男性、老龄化超前于现代化等六大特征。当前中国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对于老年人的养老、医疗等问题关注较多，但是对于老年人长期护理问题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给予的关注度也比较少。这突出表现为目前中国还未将长期护理保险问题上升到国家政策法律层面，社会保险体系只覆盖了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等五类法定险种，长期护理保险并未被纳入社会保险体系，即便是在商业保险领域，长期护理保险的发展也尚处于探索阶段，缺乏政府配套政策支持。基于上述背景，本文探讨中国长期护理保险供给问题，对于解决中国老龄社会长期护理保障缺失的问题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一、长期护理保险供给相关文献综述从国内文献综述看，目前国内学术界对长期护理保险供给相关问题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现有的研究文献大多集中在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政策建议方面，研究长期护理保险的论文、专著比较少，定性研究多，定量研究少，且很少有系统、深入的研究成果。从国外文献综述看，尽管长期护理保险在国外的发展时间不长，但毕竟已经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国外学者开展的相关研究相对国内学者而言要丰富得多。国外学者对于长期护理保险供给相关问题的研究，已经脱离简单的概念关系等定性研究，而进入到具体实务操作的定量实证研究，很多研究都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总体来看，国内外研究文献给予了笔者一些重要的和有益的启示：一是在现代工业社会中，长期护理已经逐步发展成为一项社会保障内容，政府要承担一定的责任，政府应当致力于建立和培育长期护理保险供给的政策环境，解决全民长期护理的基本保障问题。二是长期护理保险由商业保险市场和社会保险市场两个市场有机构成，必须妥善处理好两个市场的关系，两个市场应当有效衔接协调发展，要避免长期护理社会保险市场对商业保险市场的消极“挤出效应”。三是对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设计必须结合所在国的国情，模式的设计须符合长期护理保险的产业特征和社会属性。四是长期护理保险模式有其自身的特定背景、成因和特点，国外发展长期护理保险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相关教训也值得我们反思。二、长期护理保险供给基础理论阐释长期护理发生的风险概率与人类的年龄结构变动密切相关，年龄越大则因患病意外等原因引发的失能风险越大。长期护理风险发生率具有典型的厚尾分布特征，即与正态分布相比，长期护理风险发生率有更厚的尾部以及更尖的峰。因为长期护理问题主要发生在老年人口领域，所以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可以大体估计社会中长期护理风险的聚合度。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个人护理、家庭护理和社会护理三种解决老年人长期护理问题的方式所占据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本质是长期护理保险分配关系，长期护理保险分配关系是保险合同关系的基础，无论是社会保险性质的长期护理保险还是商业性质的长期护理保险，都只不过是实现长期护理保险分配关系的一种具体形式。长期护理保险属于社会保障产品，由于不具有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征，并不属于公共产品的范畴。收入再分配理论依据主要来自福利经济学者的研究成果，如可加社会福利函数、极大极小社会福利函数和帕累托改进社会福利函数等。对于长期护理保险的运行机理，主要从生命周期假说、代内收入转移和代际收入转移三种不同机理入手进行分类研究。生命周期假说为研究个人在生命周期内的风险-收益平滑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代内收入转移在大数定律的作用下，个体面对风险的不确定性将转化为集体面对风险的确定性，更大程度地实现个人效用的最大化。代际交叠模型突破了生命周期假说不涉及两代人关系的局限性，实现了风险损失在更为广阔领域内的分担。对于长期护理保险的保障系数，主要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理论依据，引入社会保障系数分析框架，进一步讨论长期护理保险供给边界。研究表明，长期护理保险属于养老保障的组成部分，对于长期护理供给边界的分析，要同时结合长期护理保险需求和养老保障供给边界进行讨论，确保养老保障支出处于一个可持续的运行状态。三、长期护理保险供给他国经验检视从世界范围看，基于公私合作的视角，根据政府是否提供补贴、是否强制法定经营、是否纳入社会基本医疗保险等三个维度，长期护理保障制度模式可以分为以下四种类型：一种是私营、非补贴、自愿投保商业保险模式，以美国为代表；一种是私营、部分补贴、强制商业保险模式，以荷兰为代表；一种是公营、部分补贴、单独作为法定的长期护理社会保险制度，以以色列、德国、日本、韩国为代表；一种是公营、以公费负担的长期护理津贴制度，以英国、澳大利亚为代表。由于国情和文化的差异，尽管各国对于解决老年人长期护理问题的策略不尽相同，但从已建立的正规保障模式看，主要的思路是政府福利（或救济）、社会保险、商业保险、个人储蓄等几种模式。与其他模式相比，保险模式的收入再分配效应显著，因此成为解决长期护理保障问题的一种主流模式。当前，各国长期护理保险模式都面临长期护理费用日益上涨的压力，导致长期护理费用支出快于长期护理筹资收入，长期护理保险模式面临支付危机。对于引起长期护理保险模式支付危机的原因，可以分为制度内部原因和制度外部原因。制度内部原因包括制度设计的筹资标准、给付标准、管理模式、运行效率、保障覆盖面等等，各国情况不尽一致。制度外部原因包括人口老龄化和科学技术进步等等，人口老龄化和科学技术进步是各国需要面临的共性问题，也是影响长期护理保险模式的最主要的两个原因。通过典型案例分析，即对世界上着重发展长期护理商业保险市场的代表性国家美国和着重发展长期护理社会保险市场的国家德国的两个典型案例进行深入分析，从中归纳出六点重要启示——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准确定位是确保制度设计科学的前提，建立具有持续性的筹资机制是确保制度运行平稳的基础，严格审查控制保险给付条件是确保制度收支平衡的关键，与指数挂钩的统筹调整机制是确保制度实现目标的要件，注重社会保障体系顶层设计是确保制度管理有效的保证。四、中国长期护理保险供给需求关系首先，运用人口预测模型和产品精算模型，首次对我国2010-2050年的长期护理保险需求进行了动态测算①。测算结果显示：（1）从长期护理费用的绝对值看，2010年长期护理费用为1999.21亿元，之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态势，2050年长期护理费用按照低、中、高三档分别为11.26万亿元、23.96万亿元和50.25万亿元，分别为2010年长期护理费用的56.34倍、119.84倍和251.36倍，增长势头非常惊人。（2）从长期护理费用的相对值看，2010-2050年长期护理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呈现持续上升态势，具体数值分别为2010年0.50%、2020年1.04%、2030年1.77%、2040年2.82%和2050年3.99%，说明长期护理费用支出给全社会带来的经济负担日趋严重。其次，运用人口预测模型和产品精算模型，首次对我国2010-2050年的长期护理保险供给进行了动态测算。测算结果显示：（1）对于长期护理保险供给的政府保障能力，可以按照低、中、高三档不同口径进行测算，以2010年政府可使用的最大公共财政投入4012.02亿元为基准，到2050年政府可使用的最大公共财政投入为：2.82万亿元（低估计）、6.01万亿元（中估计）、12.60万亿元（高估计）。（2）对于长期护理保险供给的个人筹资能力，可以按照社会统筹账户（代际交换理论）和个人储蓄账户（个人生命周期理论）进行分析。具体分析如下：按照社会统筹账户的做法，个人筹资的最小边界可以描述为：2010年政府提供的最大长期护理公共支出能够覆盖长期护理保险费用，以致个人甚至可以不出资就能够使得长期护理基金收支平衡。2020年政府提供的最大长期护理公共支出基本能够覆盖长期护理保险费用，但已经基本没有结余。从2020年作为起点，政府提供的最大长期护理公共支出已经不能够满足全体国民对于长期护理保险的需求，因此开始形成个人筹资责任的最小边界，从2020-2050年，个人筹资的最小边界从234-340亿元快速上升至8.4-37.7万亿元，个人筹资占GDP的百分比从0.04%快速上升至2.99%。此外，从我国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统计结果来看，在我国国民收入中劳动份额为53.57%，资本份额为46.43%。按照我国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劳动份额的基本逻辑，可以推测2020-2050年个人筹资占劳动报酬的百分比为：2020年0.07%、2030年1.44%、2040年3.40%和2050年5.58%。必须注意的是，上述对于个人筹资最小边界的讨论，隐含了一个潜在的前提，即将政府长期护理公共支出作为第一支付序位，个人筹资责任作为第二支付序位，这与现实情况很可能并不相符。事实上，本文后续对于长期护理保险供给路径的设计，也是将个人筹资作为主要筹资来源，政府公共支出仅是作为提供保费财政补贴来使用。从这个视角上看，对于个人筹资责任最小边界的探讨，理论意义大于实践意义，因为从反面可以推断，在制度初期如果以此豁免个人的筹资责任，由于社会福利的刚性特征，政府将在未来面临日益沉重的公共支出压力，从而陷入社会福利陷阱。按照个人储蓄账户的做法，个人筹资的负担水平可以描述为：根据本文对长期护理保险费率的模拟测试，选取35周岁投保人（男性）的保险费率进行分析，假定每个全国城镇长期护理患者每年所需长期护理服务费用等于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的年平均收入，并且不考虑个人的工资收入增长和长期护理费用增长，按照交费至60周岁计算，每年对应的保费占工资收入的3.09%。以现行的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筹资来源作为参照系①，即使不考虑政府对于长期护理保险保费的财政补贴，完全基于个人支付能力的筹资机制也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五、中国长期护理保险供给路径设计基于长期护理保险供给需求关系的测算结果，首次提出了我国解决全民长期护理保障问题的新思路，即立足于产品精算模型厘定保险产品费率，采取“个人+政府”的简单筹资模式，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全民一体化供给路径。制度设计要点为：（1）针对产品设计，根据“长期护理保险费率的模拟测试”结果，立足于产品精算模型厘定保险产品费率和提供保险产品。（2）针对资金筹资，摒弃个人、单位、政府的多方传统筹资模式，采取“个人+政府”的简单筹资模式②，个人的出资不与工资等任何基准挂钩，政府出资采取财政补贴累退比率制度。长远来看，在外部环境具备条件的情况下，“个人+政府”的简单筹资模式可以作为一种过渡性制度安排，最终走向“个人”的单一筹资模式。（3）针对偿付标准，假定护理服务的报酬等同于当地职工平均收入进行偿付标准的上限设置，偿付标准不设置下限。（4）针对运行机制，积极创新“公私合作”，即设立“全国长期护理保险管理中心”，委托全国社保基金投资运作，委托商业保险公司经办业务。（5）针对法律效力，制度设立之初采取政策引导、投保自愿的制度设计方式，未来可以考虑引入基础保额的强制投保体例。此外，借鉴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实践经验，可以考虑在城镇职工群体中首先引入基础保额的强制投保体例。结束语本文运用人口预测模型和产品精算模型，首次对我国2010-2050年的长期护理保险需求进行了动态测算，论证了我国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应对长期护理保障问题具有必要性；运用人口预测模型和产品精算模型，首次对我国2010-2050年的长期护理保险供给进行了动态测算，论证了我国人口老龄化背景下长期护理保险筹资机制具有可行性；基于长期护理保险供给需求关系的分析，首次提出了我国解决全民长期护理保障问题的新思路——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全民一体化供给路径，论证了我国人口老龄化背景下长期护理保险全民一体化供给路径是一种较好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