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欧洲“工业革命”的出现，人类正式迈入现代化社会。人类善用科技去改善身边的自然环境，以避免来自传统意义上大自然所带来的风险;但与之相伴，科学技术为人类带来经济效益和社会文明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的社会风险。核辐射的威胁、生态环境的恶化、全球变暖问题、国家地区的动荡或政变、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食品的安全问题，甚至是大众媒介的信息传播本身都可能是现代化社会的风险源头。
　　本研究在风险社会的语境下，以传播学和社会学的相关理论为理论基础，依据议程设置假说和风险传播的相关概念，采用文献分析法、内容分析法以及个案访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考察具有争议性的转基因技术及食品的风险传播问题，了解各方舆论主体（官方舆论、媒体舆论和公众舆论）在风险传播过程中的议题建构情况及相互关系。再结合风险传播的相关概念，解释在转基因风险传播过程中出现“传播失衡”的原因。最后针对问题，为转基因风险传播提出相应的策略和建议。
　　本研究以2012年湖南“黄金大米”事件作为转基因风险传播的典型案列，对其间的媒体报道和公众评论进行了内容分析与统计，以考察转基因的风险传播现状。媒体报道内容选取“新浪网”作为新闻载体，在限定时间段搜索到146条有关湖南“黄金大米”事件的相关报道;公众评论则选取人民网“强国论坛”的网民讨论作为内容，在限定时间段搜索到241条由网民发起的主帖。对两部分内容进行归纳、分析，并针对性地就议题建构及相关性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一:官方舆论场对媒体舆论场具有属性议程设置的效果，而媒体舆论场对官方舆论场没有属性议程设置的效果;
　　假设二:媒体舆论场与公众舆论场之间具有相互的属性议程设置效果，但媒体舆论场对公众舆论场的属性议程设置效果更为明显;
　　假设三:官方舆论场通过为媒体舆论场设置属性议程的方式间接地影响到了公众舆论场对该事件的属性议程。
　　利用SPSS.19统计分析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根据统计结果，发现官方舆论场与媒体舆论场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并且在这种互动关系中，官方舆论场对媒体舆论场的影响更为突出;而官方舆论场和媒体舆论场几乎没有对公众舆论场发生任何影响，公众舆论场几乎与其他两个舆论场处于相对独立的舆论环境，形成传播失衡。
　　本文接着对传播失衡的原因进行了两个方面的解释。第一，公众对于转基因风险的不可预见的认知、不可见性的认知、公众受到舆论同化作用的影响以及自身知识素养的限制，都有可能阻碍公众对于转基因风险的理解和认知。第二，媒体过于强调戏剧化或例外的情况、媒体对转基因知识结构的欠缺、对争议问题的过度报道以及对单一信息来源的依赖，都可能造成媒体在进行风险传播过程中形成“传播悖论”现象。除此之外，转基因事件自身所凸显出来的多重风险性，包括转基因安全性风险、学术伦理风险、监管风险和其他政治、商业市场因素带来的风险也可能是造成传播失衡的重要原因。
　　对于避免转基因风险传播失衡的策略，本文以风险传播的“民主范式”为主导，提出了公众参与科学决策的重要性，并以公众与科学专家、公众与媒体的互动关系为出发点，给出了两种相应的具体策略:“共识会议”和“公共新闻”，为避免转基因风险传播失衡提供借鉴。官方组织应该允许并积极鼓励公众参与科学决策，建立与科学专家的双向沟通;媒体在努力实现公众性的时候，不单要面对现有的公众，更要学会如何造就未来的公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