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旨在阐明《淮南子》的神仙道家思想及其在道教发生史上的地位与作用。《淮南子》之神仙道家思想以合道成“真人”信仰为终极追求,以道家的“道”为本体与本源范畴,以道论为纲领统领神仙、阴阳、方技、儒、墨、法等各家学说,形成了自己的融神学与人学、理性与非理性、入世与出世为一体的宗教性的自我内在超越的神仙修炼理论与实践的特色思想体系。这一特色的宗教性思想对原始道教的共同经典《太平经》产生过范型性的重大影响,并通过《太平经》进而对“太平道”与“五斗米道”的宗教思维与社会行为模式的形成产生过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淮南子》可以看作是对早期道教教义形成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一部代表汉代道家的集其大成的黄老学经典或如熊铁基所称之新道家著作。《淮南子》之“真人”即为班固在《汉书》中所说之“神仙”,其神仙信仰源自先秦至秦汉初期的神仙思想。在神仙家思想的基础上,《淮南子》以道家的宇宙生成论为理论支点,通过元气说将阴阳、五行、人及天地万物与道紧密联系成一个自然的有机整体,进而通过天人一体与天人感应论完成了对“道”的神化,使老庄的自然之道有了人格化的神性。《淮南子》认定道的神性主要表现为道之具有创生性、绝对性、永恒性、无限性及超越性,“真人”是人通过效法道的自然之性、在社会现实生活中自我逐渐修炼以至“性合于道”的修道成功者,他(她)分享了“道”的神性,于是“真人”就成了具有永恒性、无限性与超越性的神人或称神仙。《淮南子》坚信神仙实有、神仙可修可成,它通过阴阳气感应说,以类推的方法,从经验的层面证明了这一命题的真实性；同时,它也以昆仑山神仙存在的神话形式弥补了这一命题理性证明的不足。《淮南子》的神仙修炼论是从现实社会关系中的活生生的人为起点的,也就是从马克思所指的“现实的历史的人”出发的；它认为人由道而生,人的本性分有道性为真为朴为清静,但为世俗所染所牵而致散朴为伪,呈现出憎爱、善恶之性,从而致使人与道隔而不通,即是为凡人；凡人有生有死,死则为鬼。鬼是有限的精气,它不能永恒不能无限。因此,人必须返性合道,才能具有道的永恒性与无限性,修道是必由与唯一之路。《淮南子》之修道既强调精神(或称性)合道的重要性,也强调形体修炼的基础作用,它认为修道成功与否的关键是能否做到精神专一复归于朴。人要持久做到精神专一的状况,必须要使人所处的外部社会环境和谐,否则,修炼即不可能。因此,《淮南子》从这一观点出发,积极入世,希望在现实社会中重建“至德之世”。《淮南子》以宇宙生成论为人性与社会历史演化的逻辑起点,认为人性与社会的道德状况是一个不断堕落的历史过程,本质上社会可分为“至德”与“德衰”两种形态；依据社会道德程度的高低又可将“德衰”之世分为若干个历史阶段；“至德”之世又可分为原初的“至德之世”与重建的“至德之世”,这两者的政治标准均是“自然无为”,人性均处于“素朴为一”,两者的区别是前者无需统治者人人均能“自然无为而自治”,后者则是由失序再建有序,它需要有统治者。由此,构成了《淮南子》道德倒退论的社会历史阶段论。《淮南子》以其社会历史阶段论为依据对儒、墨、法等各家思想进行了批判与吸收,在一定的社会历史阶段中肯定了“仁”、“义”、“礼”、“乐”与“法”的相对价值,并以“道”为其统领建立起一整套公天下大一统自治的政治人文制度,以期促使人性复归于朴、社会重建“至德”。《淮南子》这一独具特色的宗教性理论在其晚后一百多年出现的《太平经》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通过将两者的宗教哲学与社会政治哲学思想的比较,可以发现两者在基本立场及整体思想方式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太平经》被认为是原始道教“太平道”与“五斗米道”的共同经典,对它们的宗教教义与社会行为模式产生过决定性的影响。这一点已形成了学界的共识,无须赘述。由此,本研究推断：从形式与现实或事实的角度看,原始道教的教义思想源自《太平经》,从本质与历史的角度看,原始道教的宗教思想与社会行为模式早已被《淮南子》的神仙道家思想所预定,只不过这种影响主要是通过《太平经》而发生作用的。因此,有较充分的理由说明《淮南子》对我国道教的发生产生过重要影响,它是道教思想发生发展史上一部重要的经典。《淮南子》这一独具特色的神仙道家思想对当代道教的建设与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建设具有重大的借鉴与启示意义。在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当代道教如何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相适应,如何以本土的、相对弱势的宗教形态求得生存与发展；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如何保持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形成具有本民族、本社会特色的文化体系,这都可以在《淮南子》中找到借鉴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