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学对话的理论原型是哲学对话,而无论哲学对话还是诗学对话的“对话”,都是对人们语言活动中的“对话”的借用,也就是说它们都是一种比喻性的概念,其实质则是一种平等的关系结构、交流模式,这种关系结构或交流模式又因主体和文本、主体和主体、文本和文本的具体的关系结构“要素”的不同而有特殊的差异,使这种对话性结构表现出种种不同的具体形态。对话诗学是关于对话性的文学活动的理论体系,它代表着当代文学理论的一种新的转型,而这转型在理论基础上则是受了当代哲学转型的影响。西方哲学严格地说至迟从康德哲学开始已经出现一种“原发居中”的思维转型,至尼采对非理性的权力意志的标举、对古希腊“双神”(日神-酒神)文化原型结构的重新发掘、张扬,使西方哲学明显形成“非理性”对“理性逻各斯中心”的否定和抗衡,此时,一种哲学上的“对话主义”其实已经开始悄悄地浮出水面。此后,如果说胡塞尔现象学的“原发居中”、“主体间性”还具有较浓厚的理性和“唯我论”色彩的话,至海德格尔的“天-地-人-神”“圆舞”和“诗与思的对话”则已是更为纯正的“对话哲学”了。而至巴赫金的“对话主义”,则更是典型的哲学对话论了。受巴赫金的“对话主义”的影响,后现代互文性理论、标举“异”和多元共存的后现代综合化思潮,都自觉不自觉地进入了“对话哲学”的场域,无形中同“对话主义”、“主体间性”、“原发居中”乃至于西方早期的“和谐中道”和古希腊的“双神对话结构”等等,连缀起了一个渊源有自的对话论谱系,它们共同构成了西方对话哲学在当代的合唱和交响局面。受哲学对话理论的影响,西方文学理论也逐渐出现以“对话论”为基本原型模式的理论体系,如早期的“和谐论”诗学、象征主义的“应和”性的“象征理论”、新批评的“语境对话”结构、现象学的“空白-召唤框架”、接受美学的“接受对话论”、“复调小说理论”的“对话主义”、读者反应批评的“反应对话动力模型”、“互文性”的“文本对话之网”、后现代“众声喧哗”的“综合对话”思潮等等。中国哲学在根本上是一种与西方哲学完全不同的“内合”性结构,简单地说就是“以己度物”、“以人合天”,它不同于西方的“两分对立”的“技术模式”、“实在理性”等文化模式,而是以“生命模式”、“气化理性”为特征的“内化”、“统合”的“和合”模式。这决定了中国哲学在根本性质上就具有一种“对话性”——相对平等的“和合”性的关系模式,是中国式的“框架对话”、“结构对话”、和“内对话”、“隐对话”模式。具体的表现形态如“天人关系”、“道和”、“儒和”、“禅和”和“生态和合”。其典型的哲学-文化范式则是“阴阳交感论”和“生态和合论”。受中国哲学这种“内化”、“统合”的对话模式影响,中国诗学一般也具有一种内在的“对话性”,即它一般也都脱离不开“天人合一”、“气化理性”、“阴阳交感”、“生态和合”的哲学-文化基础,相反则以它们为自己的“结构”和“内质”,形成中国式的对话诗学理论,如“感物说”、“道文说”、“神思-兴-妙悟说”、“象与象外说”、“以意逆志与品味说”、“中和说”、“意境说”、“游于艺说”等。从体系建构的意义上看,中西对话诗学的最高理论形态分别是“感物-意境-游”之“潜体系”,和“复调小说理论”、“互文性理论”。严格地说,都不够理想和完善。而新的更为理想和完善的对话诗学体系,应该是自觉地以中西相关哲学资源为基础,全面整合、吸收已有的中西对话诗学资源,在更高更广的理论视野基点上,实现兼融中西;跨越前现代、现代、后现代;打通哲学、美学、诗学和文化等壁垒的综合性建构。其逻辑起点是“人的对话性和文学的对话性”,即从人和文学的本体性存在特征入手,探寻诗学对话论的人学和文学根基。其根基在理论上,则是由“人的非自足性”、“人的意识的能动投射性与收受性”、“人的活动的语言符号性”、“文学的‘关系结构’性”、“文学的文本性”、“文学性即诗意的对话性”等理论得以确立的。新的对话诗学体系,是由特定的范畴、结构而建构起来的,它本身则首先应该在本质上得到界定,这样,“文学对话的本质界定”、“对话诗学的本质界定”;“文学对话活动的基本要素”与“文学对话过程”的阐论、“对话诗学的基本概念、范畴”的界定和“对话诗学的结构体系”的勾勒等,就成了这一体系的基础工程,同时也是它的“主体”工程。对话诗学的基本概念、范畴有:人的非自足性、意识的能动投射性与收受性、人的活动的语言符号性、文学的关系结构性、文本性、诗意对话性、文学对话、对话诗学、主体、文本、语境、阐释模式、对话动机、对话姿态、同化、顺应、物境、情境、理境、入与出、遇合与激活、选择与遮蔽、场有(包括:前有、现有、将有、显有、潜有)、场域(包括:前场域、现场域、显场域、潜场域、基因场域、生成场域、流派场域、主体场域、文本场域、想象性场域、内场域、外场域、小场域、大场域、物质场域、精神场域、直接场域、间接场域、场域之魅态化等)、在体性、处身性、谱系、范式、原型、魅态文化、哲性、诗性、神性、魅幻、魅超、潜对话、显对话、外对话、内对话、复对话,等等。从体系结构看,新的对话诗学包括历史篇和建构篇两大部分。“历史篇”包括中国的对话哲学、诗学,西方的对话哲学、诗学四个单元;“建构篇”包括:本体基础论、体系论、场域维度论、谱系维度论、范式维度论、原型维度论、魅态文化维度论等。“建构篇”的基本观点是:人和文学在本体上都是对话性的;对话诗学是通过一系列基本的概念、范畴、结构建立起来的理论体系;文学对话具有场域性,总是在一定的场域中发生和展开的,如基因场域、生成场域、流派场域、主体场域、文本场域等。场域是特定的关系结构、关系模式,它为文学对话提供或规定了特定的时空组合结构;文学对话也表现为某种同宗同源的谱系结构,是某特定谱系内的互文或交流模式;文学对话还表现为范式和原型之间的对话结构。比较起来,谱系着眼的是文学对话的同宗同源或同流性;范式着眼的是文学对话之某种观念、技术的“操作模式”维度;原型着眼的则是文学对话之某种无意识的心理图式、心理结构维度;最后,魅态文化则是文学对话赖以存在的大文化基础、或最基础的文化地基、文化土壤。如果说把文学对话比作一棵参天大树的话,那么,魅态文化就是这棵大树赖以扎根的大地,和进行化合反应的阳光、空气,以至于使它不致干枯的水分。或总括成一句话,是它得以发生的宏观的根本条件。同时,文学本身就是魅态文化的高级形式,其“对话”的合理支撑正来自于文学作为典型的魅态文化形式所具有的“魅幻”、“魅超”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