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生活的进步,行政事务越来越复杂,行政行为之间不再仅仅是单一、静止的状态而是一种动态的过程,更多的体现了为实现同一目的效果,在程序上和实体上的关联性。基于这种特定关联性就产生了关联行政行为的概念及司法审查的问题。不同于可直接适用法律对单一行政行为进行审查的明确性,我国司法实践中对关联行政行为的审查,受限于传统效力理论以及行政诉讼法列举加概括受案范围的规定,可采用的审查方式主要有:另案审查、形式审查和证据审查。而这种审查方式其实质忽视了行政行为之间的特定关联性,相对人一案多诉的方式也不符合司法经济原则。故囿于国内对关联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不足,选择引入违法性继承理论,允许在最终行政行为的诉讼中对关联行政行为进行审查。但该理论因其本土性的特征与我国价值理论、可争诉性、司法有限性等存在一定的冲突,所以,只有对其进行技术上的重构,才能让违法性继承理论与我国的行政法律制度真正“水土相服”。本文即是围绕关联行政行为的内涵、我国司法审查模式的不足、违法性继承理论的引入、司法适用困境以及理论重构等逻辑进行的论述,首先从重塑违法性继承理论具体构成要件入手,确立违法性继承理论的本土化构造;其次,为减少在行政裁判中法院司法权的过度使用,提出应遵循依当事人申请的启动方式;最后,为保障行政相对人充分地救济权利,提出应适用扩大的受案范围而不以行政行为的可争诉性作为准入前提。同时,关联行政行为应适用实质的审查标准、任何违法程度都应被承继等规则的确定,均为让违法性继承理论更贴合我国国情和行政法律制度,以便充分的展现对关联行政行为进行审查的最大优势,保证实质正义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