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风险的普遍性和弥散性使得我国跨越阶层和地域的社会总动员成为一种趋势。尤其在步入高风险国家行列之后,我国社会矛盾的尖锐开始引起人们新一轮的回顾与审思。在风险急剧滋生的社会背景下,频发的伤医、杀医、打砸医院等“医闹”现象愈发严重,并逐渐呈现出职业化、黑社会化和网络化等特点,社会危险效应有增无减,和谐的医患关系受到严重侵蚀。鉴于“医闹”的强度和广度,作为公共治理的主导者和公共权力的掌控者,政府在对其治标的同时,更应注重治本,在机制设计、法治建设、维权渠道等方面做文章,消除“医闹”存在的土壤,做好前馈控制工作。基于此,本文以政府治理为落脚点,以社会冲突理论和治理理论为理论视角,坚持问题导向的原则,通过“问题展开——成因分析——对策结尾”的分析思路,从当前我国紧张的医患关系出发,揭示出新时期背景下我国的“医闹”现状和特点,作为政府治理困境分析的前期铺垫。之后,通过治理理论为引导,深入分析政府治理“医闹”的四大困境,即制度性缺陷、医疗纠纷解决渠道、法治力度和治本之策。在制度性缺陷中,着重对公立医院公益性问题和药品流通体制问题进行了探讨。在医疗纠纷解决渠道方面,主要对行政调解、民事诉讼和自行协商三种方式进行分析,并对维权引导渠道进行了相应阐释。在法治力度方面,包括长期“维稳”的思维固化、《基本医疗卫生法》尚未建立、法治宣传教育力度不够三个方面。在政府治本之策,围绕着常规化的机制或制度建设,笔者从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医疗事故鉴定机制、医疗责任保险机制、医疗风险分担机制和“医闹”应急机制五个方面展开,针对当前运行状况,分析各自的不足。此外,其他地区的政府治理模式也有其独到之处,如美国的ADR模式、德国的专家委员会和仲裁委员会模式、台湾的第三方组织咨询服务以及香港衔接配套的冲突化解机制,其中的优势与经验十分值得我们借鉴和参考。在最后,笔者针对我国政府治理的四点困境,提出了一一对应的治理措施,拟希望在转型时期的社会背景下,对提高政府治理能力,打击不法“医闹”,会有所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