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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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球来看,环境问题、能源问题日益严峻,各国对改善环境、保证能源安全的呼声也越来越响。自西方国家联合倡导低碳经济、绿色经济以来,我国政府也做出了“在2030年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庄严承诺,国内新能源企业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即使如此,我国新能源企业发展如今正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不仅国际贸易摩擦致使关键核心技术被外国“卡脖子”,而且随着国内政策性补贴的不断收紧,新能源企业通过政策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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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球来看,环境问题、能源问题日益严峻,各国对改善环境、保证能源安全的呼声也越来越响。自西方国家联合倡导低碳经济、绿色经济以来,我国政府也做出了“在2030年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庄严承诺,国内新能源企业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即使如此,我国新能源企业发展如今正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不仅国际贸易摩擦致使关键核心技术被外国“卡脖子”,而且随着国内政策性补贴的不断收紧,新能源企业通过政策补贴扩大研发投入规模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也逐渐困难。在此背景下,新能源企业内部金融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却在逐年增高,均值从2013年的3%最高增长至2017年的6.7%,主要驱动在于金融市场投资能获得更高的利润。从长远发展上来看,企业一方面需配置金融资产提高报表收入,另一方面过多配置金融资产挤占现金流影响研发投入,限制其未来的成长空间,因而研究新能源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对已有文献全面梳理,以2013年-2019年新能源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结合有关理论对新能源企业金融资产进行合理划分,根据相关作用机理提出合理假设,构建金融资产配置对研发投入的固定效应模型,再引入具有宏观调节作用的货币政策变量,最后根据融资约束和产权性质划分对照组拓展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配置交易类金融资产、委托贷款与理财短期内均会对研发投入产生抑制效应;(2)新能源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对长期研发投入的影响仍表现“挤出”效应大于“蓄水池”效应;(3)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下,新能源企业投资金融资产不利于短期研发投入的增长,但可以弱化配置金融资产对长期研发投入的不利影响;(4)具有融资约束的新能源上市公司持有金融资产对研发投入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5)非国有新能源企业金融股权投资相较于国有表现出抑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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