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20世纪文学发展的进程中，赵树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存在。作为一种文学现象，赵树理一直是评论界言说的重要对象，对赵树理研究的变化往往折射出社会思潮、文学思潮的变化。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具有文学史意义的、受到大量关注的作家，对他的作品的价值评判历来却分歧很大、甚至是大起大落。显然，这种价值评判的“不确定性”或“波动性”是与赵树理的文学史地位不符的。 造成赵树理研究中的这种价值评价的“不确定性”或“波动性”的主要原因是，在主流意识形态或者知识分子眼中很多时候赵树理都被看做是“不纯分子”甚至“异类”。而赵树理之所以被他们看做“他者”，除了来源于赵树理身份、创作资源的“异质性”以及他特殊的人生经历，更根本的原因是传统儒家思想对赵树理的深远影响。儒家中间人思想影响了赵树理的自我身份认定，赵树理是自觉承担着中共政权与广大农民之间协调者的角色。同时，儒家思想也影响着赵树理的文学功能观并且直接决定了作家在建国后左倾思潮愈演愈烈、政治日益专制的形势下，能够坚持“以道抗势”的传统式儒家知识分子立场。更重要的是，这种影响是造成赵树理评价史的波动性、歧义性以及他的悲剧性命运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试图从儒家知识分子和当代政治权力的关系的角度对赵树理现象进行重新审视。笔者以为，赵树理及延安以来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不是偶然的。赵树理是五四以来受到儒家思想影响的具有入世精神的知识分子和延安政治权力互相磨合妥协的产物，背后反映出知识分子和政治的角力：它仍然是几千年以来儒家士人和权力之间的一幕幕悲喜剧的现代重演，反映了士人阶层的乌托邦精神面对绝对权力时的无力，知识分子话语的虚拟性。 赵树理在文学史上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正因如此，长期以来赵树理研究颇为研究者瞩目，六十余年以来也取得了大量成果。然而，赵树理研究的成果虽然已经相当丰富，而且部分评价也似乎为学界所认可，但是由于赵树理在创作资源、创作实践以及理论和思想追求等方面的独特性，历来对赵树理及其作品的价值评判分歧颇大。与赵树理大起大落的一生相对应，对赵树理的价值判断也是大起大落、毁誉参半，甚至多次出现“吹捧者欲之升天，批评者欲之入地”[1]的情况。从四十年代的号召“向赵树理方向迈进”、“他的作品是衡量解放区文艺创作的一个标尺”，到文革后的“臭名昭著的资产阶级反动作家、文艺黑线上的一面大黑旗”，甚至到八十年代后期以来的“赵树理艺术迁就的悲剧”、是从“鲁迅、郭沫若、茅盾等的现代文化的高层次，向农民文化的低层次的倒退”［2］，“除非把其中的滑稽语调(一般人认为是幽默)及口语(出声念时可以使故事动听些)算上，可能找不出太多的优点来”[3]等各种观点中我们都能看到这种“批评”的影子。我认为，这些趋于极端化的观点显然存在着由于对研究对象的偏见而导致的误读情形。另外，随着新的文学视域的不断拓展，也必然为赵树理研究开拓新的阐释空间，近年来，许多研究者从文化角度或者深入文学内部对赵树理文本进行“细读”式批评就显示了这一发展趋向。本文拟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对赵树理的社会理想建构、自我身份认同、文学功用观以及人格等方面的影响出发，试图对“赵树理现象”中出现的一些悖论式的情形(既包括赵树理悖论性的人生和命运——他的戏剧化的、坎坷的人生和悲剧的命运，又包括赵树理研究中出现的一些悖论，即：一方面赵树理多次在社会和文化发展的转折点成为研究和关注的热点，另一方面对他的评价又常常产生以上所述的重大歧见)及其所折射出的当代以来知识分子与中共权力之间的关系作一些梳理和解释。 论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论述传统儒家思想对青少年时期的赵树理的熏陶。特殊的地域空间及家庭条件使得赵树理的人格理性和社会理想都深深打上了传统儒家思想的烙印，虽然后来赵树理走出“大山”后又受到了五四新文学和左翼文学的洗礼，并且由于其和时代的不相容性，儒家思想作为“腐朽性”的“封建主义”的东西被作家本人有意回避，但是儒家思想对赵树理一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并且通过他的创作和生存方式充分表现了出来。在第一部分论述的基础上，其他各部分具体阐释传统儒家思想对赵树理创作和行为方式的影响。其中，第二部分论述赵树理的自我身份认同和儒家中间人思想之间的关系。儒家中间人思想直接决定了赵树理对自我的身份定位，他是自觉承担着新政权与广大农民之间的协调者的角色。一是对“下”；对农民进行反封建的启蒙教育，即重视文学对农民的教化功能。表现在其作品中就是对改造农村旧风俗旧习惯以及农民“落后”思想的重视。二是对“上”；从保护农民利益的角度出发，对中共政治权力进行规约。赵树理中间人立场的形成既与他青少年时代的教育有关，同时也必须从他三十年代的处境中寻找答案。论文第三部分主要论述儒家的兴观群怨说与赵树理的文学功能观之间的关系以及赵树理对儒家“以道抗势”传统的继承。首先，赵树理对文学的沟通功能是十分重视的。这主要表现在：通过“上”对“下”的“观”和“下”对“上”的“怨”，使社会达到“和”的理想状态。“观”是对中共政权的要求，要求他们通过作品来了解农村实际，看清农村的实际情况，从而在施政中有所依据，更好地维护农民的利益。赵树理对文学的“怨”的功能也十分重视。中国古代儒家知识分子就有着将文学作品(比如《诗经》)当谏书的传统)。无疑，赵树理也是将他的作品当“谏书”来使用的，这是赵树理赋予写作的重要功能之一。目的是为了使他的作品起到讽喻的作用，从而代表农民表达他们对中共政策的不满，以引起中共政权的重视，使他们能够尊重农民的利益和愿望并及时调整政策。但是他也认为这种“怨”应该是有分寸的，即要“婉而多讽”。其次，赵树理继承了儒家士人“以道抗势”的传统。他以“现实主义”之道作为自己的价值本原来对抗越来越泛滥的左倾思潮。在当时左倾思潮愈演愈烈、政治日益专制的形势下，赵树理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这也是他为后人所敬重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他的结局是可想而知的。论文最后一部分主要是从传统儒家思想的维度去阐述延安政治权力与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之间关系的演变，试图对赵树理当年的“一夜成名”以及后来的逐渐被“边缘化”这一现象做出一些解释。笔者认为，赵树理是五四以来受到儒家思想影响的具有入世精神的知识分子和延安政治权力互相磨合妥协的产物。 通过以上分析，我认为，赵树理及延安以来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不是偶然的。“赵树理现象”反映了士人阶层的乌托邦精神面对绝对权力时的无力，知识分子话语的虚拟性。这反映了两千多年以来知识阶层的困惑与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