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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评价磁共振弥散加权成像DWI及LAVA动态增强扫描在肝脏局灶性病变诊断中的价值。材料与方法收集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2010年12月至2012年1月的肝脏局灶性病变患者108例，所有病例经手术病理或穿刺活检或联合B超、MRI和（或）CT及临床转归过程证实。其中男性73例，女性35例，并选30位健康志愿者作为对照。对所有患者及志愿者行常规MR成像、弥散加权成像（DWI），108例患者另行LAVA动态增强扫描。观察病变在MRI常规序列和DWI图像上的信号特征及LAVA动态增强后的强化模式，并绘制时间-信号强度曲线（TIC）。用工作站后处理软件生成ACD图，测量b=800s/mm2时感兴趣区（ROI）的表面扩散系数（ADC）值。运用SPSS17.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以P<0.05判定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⑴所有病灶仅2例在DWI上呈等信号而显示不明确，其它病灶在DWI图像上显示清晰,且均为高信号或稍高信号。其中脓肿的脓腔区信号最高，其次为血管瘤、粘液性转移瘤等，而肝细胞癌、胆管细胞癌及实质性转移瘤之间的信号无明显差别。⑵b=800s/mm2时，肝癌、胆管细胞癌、转移瘤、肝血管瘤、肝脓肿及正常肝脏的平均ADC值分别为：（1.20±0.22）×10-3mm2/s、（1.67±0.37）×10-3mm2/s、（1.28±0.24）×10-3mm2/s、（2.13±0.25）×10-3mm2/s、（0.87±0.14）×10-3mm2/s、（1.31±0.16）×10-3mm2/s。将脓肿排除（炎性病变，无所谓良恶性），分别以肝细胞癌、胆管细胞癌、转移瘤及三种恶性肿瘤的平均ADC值的95%的可信区间的上限值和血管瘤的下限值作为判断肿瘤良恶性的阈值。大于该值为良性，小于该值为恶性，以恶性结果为阳性，分别计算其诊断敏感性、特异性、准确性、阳性预测值及阴性预测值。结果提示：随着阈值的增高，敏感性呈上升趋势而特异性呈下降趋势。当ADC阈值为1.78×10-3mm2/s时，诊断准确性为93.2%、敏感性为93.0%，特异性为93.5%、阳性预测值为96.4%、阴性预测者为87.9%，达到较好的试验效果。⑶动态增强后，肝癌呈现三种强化方式：①19例表现为动脉早期和（或）动脉晚期明显强化，门脉期及静脉期呈相对呈低信号。动态增强曲线呈经典的速升-速降型。②12例表现为动脉期轻度强化，门脉期强化程度达高峰，静脉期持续强化或强化程度稍减弱。动态增强曲线表现为速升-平台或缓降型。③3例表现为动脉期、门脉期及静脉期轻度强化，延迟期可见边缘呈较明显的环形强化。动态增强曲线呈缓升型。胆管细胞癌表现为动脉期轻度强化，门脉期及静脉期逐渐强化，延迟期强化明显，动态增强曲线呈缓升-平台型。肝血管瘤表现为两种强化方式：①动脉期几乎完全强化，门脉期及静脉期持续强化，一般见于直径小于1.5cm的小血管瘤，且病灶周边常可见小片高灌注区，动态增强曲线呈速升-平台型。②自病灶周边向中央结节状强化，强化明显，造影剂渐进性向病灶内充填，动态增强曲线呈缓升-平台型。转移瘤强化表现多样，典型者可见“牛眼征”，大多为环形或花边样强化，部分呈快进快出式强化。脓肿于动脉期即可见花边样强化，脓腔无强化，病灶周边常可见片状高灌注区。因肝转移瘤及肝脓肿坏死明显，其实质部分难以确定，本研究中未绘制动态增强曲线。⑷本组中对32例肝癌患者的LAVA图像进行最大密度投影（MIP）重建，共34个肝细胞癌病灶中，可见肝固有动脉供血的病灶有11个。肝固有动脉2～3级分支异常增粗，显示最佳时相为动脉早期。其中原发性巨块型肝癌内血管使肿瘤呈染色样改变；另外，还有5例可见病灶周边血管受侵情况。结论⑴肝内不同的局灶性病变其DWI表现不同，ADC值也有不同程度的差异。肝脏恶性占位性病变、良性占位性病变及炎性病变三者的ADC值之间有明显统计学差异，但是不能简单认为肝内恶性病变ADC值小于良性病变（在本组研究中肝脓肿的ADC值最低）。⑵结合常规扫描序列，DWI可明确诊断肝脓肿及肝血管瘤。⑶尽管DWI对病灶的检出率高，也可以用于鉴别诊断部分占位性病变的良恶性，但是不能取代动态增强扫描在肝脏局灶性病变诊断及鉴别诊断中的作用，只有联合应用DWI和DCE-MRI，才能做出更全面、更准确的诊断。⑷LAVA动态增强扫描与其它序列相比，对病变的检出率及诊断准确性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