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王子》是奥斯卡·王尔德创作的经典童话作品之一,构思巧妙、笔触细腻、耐人寻味。自从1909年被首次引入中国以来便广受欢迎,其翻译作品也是层出不穷,其中最具代表性当属巴金和周作人的两个译本。然而,虽同样出自一代文学家和翻译家之手,两译本却在语言、风格、用词等方面截然不同。究其根本,是因为两译者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导致二人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有所差异,因此造就了两译本方方面面的不同之处。本文从改写理论的视角,将翻译与其所处社会文化背景相联系,通过分析两译者不同的主流意识形态、诗学形态,以及个人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结合实例比较,探究两位大师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抱着对穷苦人民同样真切的怜悯之心,对译文所做出的不同选择。研究发现,周作人的译本产生在20世纪末的晚清时期,此时的中华民族内忧外患,民不聊生,文人墨客纷纷以笔为戎,救亡图存。所以,周作人翻译此文的目的并非是取悦儿童,而是将其视作政治思想武器,启发民智,希望借异域之火来点燃民族信心与民族战斗力。由此,周作人的译本一改原著天真活泼的语言,而是用了只有能够改变国家命运的文人才能看懂的文言文,骈散结合,多用四字短句,且采用了中国文人惯用的文化意象。与此不同,巴金的译作开始于1942年,发表在1948年。一方面,抗日战争已经胜利,新文化运动已经展开,人们开始接受新文化、新思想。另一方面,蒋介石政府又一次发动内战,人们再次陷入战争的水生火热之中,巴金旅行于广西途中,亲眼所见下层百姓苦难生活,深感同情。所以,巴金的翻译目的可分为两方面:一来是引进新文化,尤其是新型的儿童文学,寓教于乐,启蒙儿童。二来,受其意识形态的影响,其翻译目的更多的是表达自己对资本主义黑暗统治的控诉以及对百姓的怜悯之情。由此,巴金一方面通过对译文的处理刻意突出下层人民所受的苦难,暗讽当时的统治,表达自己对穷苦百姓的怜悯之心;另一方面采用通俗易懂的白话文翻译,加上大量儿童化的语言,达到引进儿童文学的目的,寓教于乐。总而言之,不同的时代背景导致了两位译者不同的意识形态与诗学形态,造就了两位译者不同的选择,使其译文呈现出各自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