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明确要求司法裁判必须考量社会效果，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成为当前我国的一项司法政策，其适用范围从特殊民商事案件扩展到各项审判领域。考察最高法院的相关文件可以发现，官方所追求的社会效果主要包含“服务大局”、“教育群众”、“案结事了，服判息讼”及“社会接受程度”等内容。理想状态下的社会效果既是司法追求的目标，又可内化为裁判的理由。对于此项司法政策的论证主要有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两种进路。为了贯彻此项司法政策，法院采取了教化型司法、服务型司法、灵活型司法等运作模式并积极建立社会效果评估机制。虽然初衷良好，但裁判追求社会效果在实践中产生了多重困境，加剧了司法政治化的危机、背离了司法本真以及造成法律规则的软化。现实的困境促使我们反思，裁判考量社会效果的司法政策使司法在价值目标、功能定位、裁判方法等方面产生错位。因此，在新一轮司法改革中我们应当正本清源，在价值目标方面，坚持形式正义优先；在功能定位方面，坚持规则治理优先；在裁判方法方面，坚持规范考量优先。展望新一轮司法改革，唯有给司法“减负”，才能使司法更好发挥功能，也才是法治中国建设的正确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