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一书为敦煌出土的医学著作，题名为梁朝的陶弘景著。辗转流传到河南威县中医张大昌先生手中。文革之时，《辅行诀》原卷被焚毁。目前《辅行诀》存在两个抄本，一个是张大昌先生根据自己的记忆，追忆成书。另一个为张大昌弟子的抄写本。两种本子略有出入。《辅行诀》是古佚书《汤液经法》的节录本，保存了近60首经方，其中有三分之一的方剂与《伤寒杂病论》中的方剂相同或者相似。这也证实了张仲景论广《汤液经法》的记载。　　 《辅行诀》一书出版面世后，引起了很多学者的注意，对其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也遇到了不少难点，主要集中在对《辅行诀》的学术思想与目前通行的学术思想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如其中的药物的五行与五味的配属，与目前通行的观点不同，其方剂的补泻命名，也与通行观点有不同之处。但是其自身的学术体系，更能够揭示经方的配伍规律，因此也显示了经方与后世方剂的配伍规律，应有不同之处。　　 从发生学的角度上来讲，方剂的发生与发展，也离不开人类主体的文化构建的过程。因此，从一个更大的视角，对整个方剂学的发生发展进行一种历史脉络的研究，在这种大脉络的视角下，认清楚其中的学术思想的特色，寻找《辅行诀》中的配伍思想的坐标，并真正认识到其中经方配伍的“元语言”。　　 从整个方剂的发展历史来看，方剂的组方模式应分为三种模式：法术思维组方模式——数术思维组方模式——药性功效组方模式。这三个模式是呈一种递进的关系。上古巫医不分的时代，法术思维渗透到药物的使用当中，一直到《五十二病方》，还可以看到法术思维在方剂中的体现，药物的使用和祝由是胶合在一起的。而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法术思维渐渐淡化，而渐渐发展成数术思维，数术思维的兴起，也大力推动了方剂学的发展，使方剂学迅速系统化，组方规律也受到了数术思维渗透。《汤液经法》正是处于这一阶段，从其节录本《辅行诀》来看，经方的配伍并不是像后世那样，把药物功效罗列得十分清晰，《辅行诀》中的药物，主要是靠五行和五味的配属以及五脏的苦欲补泻来配方，并严格体现了五行互含、君臣佐使、阳进为补，阴退为泻，水数为六，火数为七等数术思想，这种理论贯穿在整个《辅行诀》的方剂当中。这都表明《辅行诀》的方剂配伍，是处于数术思维时期。　　 而后世随着临床实践的不断积累以及本草学的进一步发展，药物功效得到更加细致与清晰地描述和记载，同时数术思维在整体上式微，方剂的组方主要是靠各味药物的功效描述来配伍。我们目前中医学通行的方剂配伍方法，是属于最后一种即药物功效配伍阶段。我们之所以用现行中医理论对《辅行诀》中的方剂有难以解释的地方，其原因就在于方剂的配伍理论曾经发生这种模式转换。本来作为组方原则的君臣佐使理论，以及五脏苦欲补泻等数术思维组方模式下的组方理论，在后世方剂配伍中，已经很少发挥实际的作用，也是因为方剂的组方模式发生了这种模式的转换。　　 从这种视角，可以看出经方的组方的严谨，和数术思维的逻辑性较为严密有着一定的关系。同时通过《辅行诀》中的内容来看，的确经方配伍的某些环节，在后世曾经丢失。数术思维中的合理部分，的确是推动过方剂学乃至整个中医学的发展。对于数术思维的重新认识，发掘其在方剂配伍中的合理部分，具有重大的意义。　　 通过这三种模式的划分，可以得知《辅行诀》是数术思维组方模式下的产物，从这种视角去考察《辅行诀》中的方剂，可以看出其无处不在的数术化特征。并且其于《内经》有着密切的联系。经方配伍的数术思维特征与后世的方剂的药物功效的配伍特征虽然有着模式不同，但是二者依然是统一于中医学的理论之下。拿《辅行诀》中后世研究疑惑较大的“小泻脾汤”来做考察，发现虽然其组方背后的“源代码”与目前通行组方模式有所不同，但是将其与通行的医学理论以及临床实践互相阐发，发现其组方依据以及方剂命名，依然可以找到相通之处。　　 《辅行诀》所展现的数术思维组方模式，为丰富我们今天的方剂理论，为丰富中医的，临床实践和启示我们对中医学的研究方法，都有着重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