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转型时期经济技术、社会体制、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以及人们价值观念的转变,政治治理和公共政策决策机制也呈现着相应调适。为了探究网络传播环境下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输入机制,本文基于对2003-2013年214起舆情事件的研究,从中国公共政策议程的输入模式变迁、环境背景、议题来源、舆情影响模式和影响机制五个方面,综合构建舆情传播与中国公共政策的议程输入机制。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输入模式从改革开放以来可分为“权力精英主导-全民参与推进”、“政治精英借力多元社会精英”、“政治精英与多元社会力量互动”和“中国依法决策机制建设起步”四个阶段;网络空间带来了政策议程输入环境的变革,主要表现为政治结构呈分散化与扁平化、信息格局呈开放化与节点化、传播环境呈隐性化和离散化、参与结构呈非中介化与交互化、文化结构呈多元思潮碰撞的特点;在议题来源方面,网络传播环境下公共政策的议题来源主体主要包括:当权政府部门与官员的政治作为、突发公共事件本身、大众媒体、利益团体、个人和公众;舆情输入模式方面,网络舆情输入公共政策议程主要表现为压力胁迫模式、事件应生模式、自然演进模式三种模式。通过进一步对214起舆情事件进行指标设计、编码、数据搜集和分析,展开舆情传播对公共政策的影响机制的实证分析:在特征描述方面,网络舆情推进的公共政策的政策形式以政策修改为主,颁布主体以中央政府居多,议题曝光源主要为媒体、个人和事件本身,期限以长期政策为主,辐射范围以全国居多,效力整体较高,主要涉及反腐倡廉、食药安全、环境污染和弱势群体保护等问题。关系研究方面,受害者、连环事件、事件传播中的政策诉求、政策诉求的紧迫性、谣言、意见领袖参与都与公共政策推进显著相关,集群行为与政策推进不相关,但集群行为促进了政府政策回应的时效;推动公共政策的舆情事件的传播强度、政策可行性均显著高于未推动公共政策的事件。影响研究方面,媒体和网民的舆论传播强度对政策议程影响显著,但网民对公共政策议程的干预力量主要在于情绪表达强度,媒体对公共政策议程的干预力量主要来源于新闻关注热度。舆情传播下公共政策的触发机制表现为:事件所指向的公共政策具有可行性;舆论传播强度较高;舆论中对公共政策的讨论较多;某一时期内同类型事件开始连续发生。最后,本文总结了政府科学决策机制有效运用舆论的体制、误区和策略,提出政府面对网络舆论地不合理绑架时,应该向从“畏”到“敬”;从“防范”到“关注”、“参与”、“沟通”;从“顺应”到“疏导”;从“应对”到“利用”逐步转化,建立政府科学决策机制与网络舆论的长效互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