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需求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在目前我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要素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加强的背景下，这带来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机遇和挑战。以往依靠生产要素驱动的高投入、高污染、低效益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已经不能满足当前经济格局和绿色高效发展的需要，经济发展进入瓶颈期。因此，如何抓住历史机遇，加快转变粗放的数量扩张型经济增长方式，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注入新活力，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集约化的内涵开发型增长迫在眉睫。高技术产业对其他产业的渗透力强，在经济新常态下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全面转型升级、培育积聚新动能等方面有着重要的引导作用，是实施国家创新驱动战略的重要载体和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核心产业。相关研究显示，高科技产业的创新绩效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创新环境。因此，如何优化资源配置、改善创新环境结构，使创新环境与实际需求相匹配，将投入对创新的激励作用发挥到最大，逐渐成为创新领域的研究重点。探究创新环境与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绩效的非线性关系，对于新常态下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培育新动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首先，在对相关学者研究进行梳理基础上，对创新环境和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相关理论进行分析，基于要素拥挤理论、最有金融结构理论和最佳规模理论，提出最优创新环境理论；其次，基于超效率MinDS模型和Malmquist指数，测算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水平；然后，基于门槛回归模型探讨政府干预、国有经济、金融结构和产业集聚四个创新环境指标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门槛效应进行检验和分析；最后，提出本文的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为我国高技术产业更好发展提供一定参考。
　　本文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1)政府干预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呈先递增后递减的倒“V”型曲线，当高技术产业R&D经费内部支出中政府资金占比小于3.889%时，政府资助作用为正，当政府资金占比大于3.889%时，政府资助呈现轻微的负向影响，当比值到达12.428%时，政府资助的逆向激励效果进一步增强。(2)国有经济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呈先递增后递减的倒“V”型曲线。当国有企业规模占比低于18.1%时，国有企业对高技术产业创新作用为正，当国有规模占比大于18.1%时，国有经济产生轻微的负向影响，当国有规模占比到达50.9%时，这种负向影响进一步扩大。(3)金融结构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呈先递增后递减的倒“V”型曲线。银行规模/市场规模比值在1.997左右时，金融结构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的促进作用达到最大值。(4)产业集聚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是呈现持续递增的折线形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