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对财政资金分配使用、国有资产监管、政府投资、政府采购、公共资源转让、公共工程建设等权力集中的部门和岗位实行分事行权、分岗设权、分级授权,定期轮岗,强化内部流程控制,防止权力滥用。”十九大报告强调“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机制”“增强驾驭风险本领,健全各方面风险防控机制”,对财政管理内部控制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为财政管理内部控制完善和优化指明了方向。同时,“完善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加强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列为《会计改革与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的重点任务,财政管理内部控制体系的建设和发展进入了快车道。从2013年开始,财政部先后密集出台了《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试行)》、《关于全面推进财政管理内部控制的指导意见》、《财政部内部控制基本制度》,并在法律、政策制定、预算编制和执行、公共关系、部门运转、岗位利益冲突、信息系统管理等方面制定了相关的内部控制办法,加强财政风险管理,财政管理内部控制体系的“四梁八柱”已经初步建立。财政管理内部控制与企业内部控制有差异性,财政管理的公共性、安全性要高于企业管理。在借鉴企业内部控制经验的同时,要根据财政管理的特点,因地制宜,形成一套符合财政运行规律的内部控制体系。我国财政管理体制出现的诸多问题,比如财政管理权责失衡,职能交叉或“缺位”问题频发;预决算差异较大,预算编制和执行对于决算的约束力偏弱;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低下,合规性有余,合理性不足;财政监督乏力,被动监管方式导致效果较差等。究其原因,各级政府财政管理过程中缺乏强有力、可持续性的内部控制机制,导致财政管理“控制失效”。构建财政管理内部控制体系是一项涉及多层级、多部门的复杂系统工程,从纵向看,中央到地方政府、不同层级的地方政府之间需要建立上下联动的财政管理内部控制体系,从横向看,财政部门内部、财政部门与各个预算单位之间需要建立协同合作的财政管理内部控制体系,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财政管理内部控制格局。然而,通过分析我们发现,现行的财政管理内控制度存在着基层政府推进缓慢、风险预警和评估效率偏低、信息共享渠道不畅通、内部控制落实和管理处于“静态”、内部监督以“查”为主等突出问题,财政管理内部控制的推进和落实进入了“瓶颈”,而“善治”无疑为系统优化财政管理内部控制提供了良好的思路和解决方案。“善治”更加强调系统性、协调性和联动性,将“善治”的理念和方法引入到财政管理内部控制中,能够有效防范和降低系统性财政风险,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显著提升财政管理能力和水平;能够有效地改善预算编制、预算执行、国有资产管理、政府采购等方面的“软约束”,加强财政资金的“硬约束”;能够有效地防范财政资金的“跑冒滴漏”、“挤挪占串”等一系列问题,保证财政可持续性发展。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以财政管理内部控制为研究主题,运用公共治理、内部控制、绩效评估和激励理论等理论基础,探究了我国财政管理内部控制体系的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关键突破点,以善治的理念系统优化财政管理内部控制体系,通过设计理论模型和实证模型,找准关键抓手,构建财政管理内部控制“善治”指数,并实证分析了影响财政管理内部控制善治指数的影响因素,设计了财政管理内部控制激励方案,最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及章节安排如下:第一章主要阐述论文的研究背景及意义,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本文的创新点以及基本概念的内涵和界定。第二章主要归纳总结公共治理、内部控制、绩效评估和激励等相关理论基础。第三章善治视角下我国财政管理内部控制的发展现状分析。首先阐述了善治的标准及各标准的内涵。其次以善治的标准分析了我国财政管理内部控制的发展现状。第三从响应性、效率性、透明度、有效性、问责制等五个标准出发,深入分析了我国财政管理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最后明确了解决问题的关键突破点:以善治的理念系统优化财政管理内部控制体系。第四章选取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法国等发达国家作为样本,借鉴先进的经验和做法,推动我国财政管理内部控制建设和发展。第五章财政管理内部控制“善治”指数构建及影响因素分析。首先构建了财政管理内部控制“善治”指数的指标体系,分析了“善治”指数构建的复杂性,明确了“善治”指数构建的标准和指标的选取原则,阐述了指标体系修正与预评估程序,确定了权重工具以及各项指标的权重。其次,利用GMM模型,对财政管理内部控制“善治”指数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第六章善治视角下财政管理内部控制体系优化研究。首先对优化财政管理内部控制体系进行必要性分析,深入分析了美国反虚假财务报告委员会下属的发起人委员会(The Committee of sponsoring organizations of the Treadway Commission,以下简称COSO)新风险管理框架调整和升级的内容,从善治的视角出发,充分借鉴新COSO风险管理框架,结合我国财政管理的实际,从优化原则、核心要素、系统运行机理、各要素内部机制分析等四个方面构建了基于善治的财政管理内部控制体系。第七章走向“善治”的财政管理内部控制激励方案设计。首先,通过构建理论模型,明晰了财政管理内部控制激励机制的作用机理,以激励要素作为基于善治的财政管理内部控制体系有效实施的关键抓手。其次,分析了财政激励方案(Fiscal Incentive Program,以下简称“FIP机制”)的原理及发达国家的典型实践。最后借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以下简称OECD)国家的实践和典型做法,结合我国财政管理内部控制“善治”目标和实际情况,设计了FIP机制,从激励机制的设计方面引导财政管理内部控制省级以下相关部门形成竞争激励、自我约束的良好内控氛围。第八章对完善财政管理内部控制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本文的创新点在于:1、从指数标准、选取原则、指标修正、评估程序、权重确定等方面,构建了财政管理内部控制“善治”指数的指标体系,利用GMM模型,对财政管理内部控制“善治”指数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激励机制对地方政府财政预算收支偏离度和财政风险均具有显著的反向抑制作用,财政激励力度越大,越能够减少地方政府财政预算收入与支出之间的偏离程度,越能够降低地方政府财政风险,表明激励机制对财政管理内部控制“善治”水平的提高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财政透明度对地方政府财政风险均具有显著的反向抑制作用,财政透明度越高,越能够降低地方财政风险;而治理结构的优化对地方政府财政预算收支偏离度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从而对财政管理内部控制“善治”水平的提升具有反向抑制作用,分析其原因我们认为,以“强县扩权”和“省直管县”为主的我国行政体制改革整体推进的并不充分,以“省直管县”为例,由于缺乏与之相配套的行政管理改革,单纯的财政体制改革整体推进地并不充分,脱离了行政管理下的省级政府财政直管仅仅表现为县级政府财政收支结算方式的改变,县一级政府财政在相关政策优惠、转移支付、财政资金运行等方面未能发生太大变化,全面落实相关改革措施面临很多困难和问题,因此,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优势未能充分释放,内部控制等财政管理制度的推进受到一定程度阻碍,从实证结果来看,这种“单兵突进”的管理体制改革方式不仅不能促进财政管理内部控制的实施,反而会抑制相关制度规范的落实。2、从“善治”的视角出发,充分借鉴新版的COSO风险管理框架,结合我国财政管理的实际,构建了基于善治的财政管理内部控制体系,并运用管理学PDCA动态循环模型对体系运行机理进行了理论分析。3、在研究激励要素推动财政管理内部控制的作用机理方面,借鉴OECD国家的实践和典型做法,结合我国财政管理内部控制“善治”目标和实际情况,设计了FIP机制,从激励机制的设计方面引导财政管理内部控制省级以下相关部门形成竞争激励、自我约束的良好内控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