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杂文在有限的文本空间内包容了异常丰富的信息,其“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表达与“匕首”般直刺现实的艺术常让读者赞叹不已。笔者以为,这与鲁迅独特的杂文言说方式有关。而近年来评论界对鲁迅的杂文言说方式或多或少的论说,不仅肯定了其独特言说方式的存在,也为本文进一步展开细致入微的研究提供了有效的借鉴。因此,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希图将考察言说方式的独特性作为进入鲁迅杂文意义世界、把握其独特艺术风格的途径,以其言说方式的独特性来反观鲁迅的杂文创作。首先,典故是鲁迅杂文实现互文性构思的纽结点。鲁迅特别喜欢在杂文中用典叙事,并且各篇杂文中的用典方式也表现不一。他常在杂文中大量地引用古典,让历史以典故的形式融入文本,不仅把握住了“现在”与“历史”的延续性,还发现了不同地域的人类所共同面对的广泛命运及共同境遇,从而将他终生以求救国救民的理想抱负与对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在现实中的种种表现予以批判的动机有机结合在了一起；他也在杂文中引用许多今典,让现实以典故的简洁形式进入文本,或据事类意,或以此为证,或反唇相讥,或引申新论,借文本间的互动关联出丰富的信息,从而增强了批判现实的力度及讽喻现实的辐射度；他还重编典故,以现代眼光重新审视历史,通过对原典的重述或仿拟新造将历史严肃性、庄严性的面目一一消解掉,让驳杂的材料在秩序的颠覆与重建中交织产生巨大的效力,加强了杂文文本与现代社会的密切联系,借历史的影来达成对现实的否定。其次,鲁迅的杂文采用意象思维的言说方式,在思维结构上趋向形象化。意象是意象思维的细胞,鲁迅在杂文中常抓住“类”的本质特征与抽象的事理作静态类比,以“类型”化意象构建杂文的推理逻辑,使之说理形象又精准。此外,鲁迅还在杂文中以核心意象为焦点,联想带动其它意象群,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变化二者的呈现方式,使意象群的组合结构在辐射型整体特征的基础上逐渐趋向多样化。这一意象丛的结构图式有效反映了作者思维认知的结构特征,因而鲁迅部分以意象群来组织篇章的杂文明显呈现出不同于“三段论”的逻辑结构。情感也常是作者建构说理逻辑的重要因子。鲁迅杂文情感逻辑的实现主要在于否定性意境的营造上,或通过绝大多数的否定性意象群集生境,或通过“悲苦愤激”的情感体验与客观事理交融生境,使情感或事理化为画面“呈现”在读者眼前。但杂文意境的否定性又不是绝对的,鲁迅正是基于“更广大的爱”及“立人”的思考才展开批判性写作的,其否定性意境的发掘并不是杂文写作的主要目的。因而,鲁迅在杂文不自觉地追求“诗中有画”的高超意境,却不禁突破了古典文学“天人合一”、“温柔敦厚”的自然境界,呈现出冲突动荡的社会生活画面与情感深厚的现实境遇。再者,鲁迅杂文还运用了大量的曲笔艺术。鲁迅运用曲笔言说的原因较为复杂,或是因言说环境而被迫为之,或是因个人目的而有意为之。但不论出于哪种原因,他正是依靠曲笔迂回的外在形式构成了杂文文本内在的曲张力,使其表意不仅含蓄委婉、收放自如,还往往有着猛烈的攻击效果。他选择“含胡中止”的表达方式,应用模糊性的和断裂中止的言语策略生成叙事空白,不仅解决了自己在杂文中“说”与“不说”的言说困境,也给读者带来了丰富的想象力,使文本具备了多义性、歧义性等特征；他还喜欢在杂文中绕着弯子闲谈,利用曲折的结构和丰富的暗示生成叙事张力,这种“迂回战术”的构思不仅充满了个人的斗争智慧,解决了自己“抗争”与“自卫”的两难处境,还使杂文议论曲折有致；他还常通过“喜笑怒骂”的曲折造语,使杂文在张弛有度的情感中收获含蓄简练的言外之意与机智幽默讽刺锋芒。总之,从用典叙事、意象思维、曲笔议论等言说方式的角度重新走进鲁迅杂文,不仅是对其思想意义的又一次解读,也是重新认识其艺术世界及诗学特征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