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新报》(1868-1874)是清末最有影响的报刊——《万国公报》(1874-1883；1889-1907)的前身。在近代中西文化严重冲突的大背景下，《教会新报》积极地提倡基督教与儒家的相互理解、真诚对话和彼此融合，成为基督新教中比较早且系统地讨论耶儒关系的报刊。学术界重视《万国公报》的研究，却忽视《教会新报》的价值。本文以《教会新报》为个案，研究耶儒对话与融合这一主题。试图在重温历史的同时，深入探讨耶儒对话的不同层面及其必要性、可能性和可行性。这一研究不仅可以在理论上阐明跨文化跨宗教对话与交流的作用和意义、推动普世伦理的建立，而且也可以在实践上为当今中国教会如何适应中国国情、扮好自己的角色提供经验和启迪。 当两种异质文化相遇时，首先就面临着如何沟通与交流的问题。早在明末清初，耶稣会士们就绞尽脑汁发明了两种沟通耶儒关系的方法——索隐法与考证法。这两种方法为十九世纪来华的新教传教士们所继承和发扬，《教会新报》的内容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索隐法是以神秘主义的态度在中国的经书中寻索上帝的原始启示和弥赛亚救主形象。比如，广东礼贤会信徒王煜初(1843-1902)认为，孔子所讲到的“西方圣人”和子思所论到的“至诚者”就是预指耶稣基督的诞生。这种沟通耶儒关系的方法虽然荒唐无稽，但也有其超越历史的认知意义。考证法是以实证主义的态度考察中国上古史，试图证明中国历史与《圣经》的吻合。比如，英国伦敦会传教士艾约瑟(1823-1905)证明，古代中西方的政事民情、天文地理和礼仪制度有许多相似之处，它们同出一源。这一方法虽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但却打破了中西文化间的隔阂和壁垒。 上帝观的问题是耶儒对话的焦点与核心。《教会新报》在这一点上也有所突破。它并未停留于认同古儒的水平，而是尝试与近儒调和。在祭祀论上，它承认并坚持基督教的上帝崇拜与儒家的祖先崇拜之间的对立和矛盾。与此同时，它从形而上的层面把宋儒的“太极说”与上帝的属性联系起来，又用儒家的心性之学阐释耶稣基督的性情品格。这些作法比耶稣会士大大地前进了一步，因为上帝信仰与祖先崇拜的确有不可调和的地方，相反，在哲学的认知层面基督教的上帝观和基督论未尝不可与近儒的理学和心学融合。 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是耶儒对话中比较引人注目的话题。从《教会新报》的相关内容，我们不仅可以看出中西方在自然观上的差别及其不同效果，而且可以深刻领会宗教与科学间的复杂关系。中国人的自然观是有机论的，其在认识论上的表现是：重人伦，轻物理。而近代西方人的自然观是机械论的，它不但符合《圣经》的原则，更促进了近代科学的产生。所以，基督教在宣讲福音的同时也传播科学知识不完全是把科学当成传教的手段，更可能是基督教与科学有某种亲和力。 基督教与儒家在伦理层面的对话是最具有可行性的。从人性论上看，中国早期的新教信徒们在接受基督教原罪说的同时，也批判地继承了中国古代各种人性论学说，从而丰富了原罪说的意涵。在人伦规范上，《教会新报》将儒家的以“五伦”、“五常”为特点的仁爱思想与基督教的以“十诫”为背景的神爱思想加以对照比较，证明了耶儒伦理层面对话的可能性与可行性。 基督教与儒家在实践层面的合作是伦理层面对话的具体体现。近代的基督新教本来就有“社会福音”的倾向，儒家也强调“经世致用“的观念，所以，二者在身体力行方面有不谋而合之处。《教会新报》不仅传播“灵魂拯救”的福音，也宣讲“社会改造”的信息，并积极地投入到当时中国的禁烟、禁娟、戒赌、贩济、幼教等社会活动之中。 总之，通过《教会新报》的研究，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耶儒对话的理解。如果我们把利玛窦等耶稣会士与明末儒者士大夫的交往称为耶儒间的第一次对话，那么，《教会新报))所反映的基督新教与清末儒家的关系则可称为耶儒间的第二次对话。第二次对话比第一次对话更具有灵活性、实践性和民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