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正处于传统经济向数字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迫切需要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积极推动新型经济模式的发展。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一方面极大地促进了我国数字企业和数字行业的兴起和繁荣,另一方面也导致了极其复杂的数字税收问题。数字经济这种新经济形式对传统税收体制提出新的挑战,而数字服务税是解决数字经济时代税收问题的有力手段。我国目前的数字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并且数字经济对于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还在不断上升,但是我国现行税收体制已经无法应对这一变化。因此加快税收体制改革是我国实现税收法治的一个重要现实问题,构建数字服务税法律制度是与国际税收体制改革接轨的必然选择。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与数字企业的不断壮大,以及税收征管阶段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已经对我国建立数字服务税制度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其必要性主要表现如下:第一,数字企业的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问题日趋严重,亟需解决。而OECD的“双支柱”方案对解决国内数字税收问题的作用微乎其微,且在短期内全面实施存在困难,仍然需要构建数字服务税。第二,需要应对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税收挑战。数字经济的发展使得课税对象更难以确定、企业避税手段更隐蔽更多样、税务机关监控应税信息更困难,以及在数字经济领域我国缺乏针对性的税收政策法规。第三,实现税收公平,促进传统经济与数字经济均衡发展的需要,数字企业的税收负担普遍比非数字企业的税收负担低,为了实现行业均衡发展和公平竞争有必要构建数字服务税法律制度。第四,国内数字行业垄断现象频繁出现,为减少数字企业垄断行为的出现,构建数字服务税法律制度是有效措施之一。同时,我国也具备了征收数字服务税的良好基础。数字经济的持续发展为数字服务税的征收提供了充足的税基,有利于提高国家税收收入;征税所需的技术条件渐趋完善,为数字服务税的征管提供了基本的保证。法国、英国等欧洲国家已经率先制定了数字服务税法案,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同时OECD也提出了“双支柱”的方案,为我国又多提供一份借鉴。我国的数字服务税法律制度可以在借鉴国外数字服务税法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现行的税收体制加以构建。一方面,从短期角度来看,我国应该积极加入OECD的“双支柱”方案,参与国际税收体制改革,为我国数字企业发展争取外部机会。另一方面,从长期的角度来看,需要从法律角度构建我国数字服务税的具体制度。首先在立法路径上,将数字服务税纳入增值税的具体税目,更符合现实国情。其次,需要明确构建数字服务税法律制度的四个目的:财政目的、数字税收法律治理、避免垄断、避免重复征税,更好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再次,从征税范围、起征点和征税对象、税基、税率、税收征管等方面全方位设计数字服务税的具体税制要素。最后,应注重完善税收征管的配套制度,全面构建我国的数字服务税法律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