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前期是汉代乃至整个中国封建社会一些重要思想观念成型期。以董仲舒为代表的诸多思想家，如贾谊、司马迁、刘安等人在这个时期里各自所进行的思想活动呈现出某种共同的特征，具有着近似的理论前提。本文着力指出的是这个在西汉前期形成理论前提与先秦时代有着巨大的差异，也与后世的思想迥乎不同。这种特殊的理论前提是那个时代独有的，由那个时代自己的总问题所决定。强调这种特殊性是为了更明晰地分析在此前提之下中国古代文论形成期的一些基本范畴概念，因为文论史不能脱离其生长的理论土壤而独立存在。特定时期文论史的性质是由特定时期思想史的性质所决定的，中国古代文论的这种依附性尤其明显。 一般的文论史通常是以当代的文学理论概念来衡量古代的思想。竭力要找到古人思想中与当代契合的部分，比如因为当代文学理论中接受美学的阐释空间理论，就认为董仲舒的“诗无达诂”是汉代的审美无尽境界的表达；因为主客体交融的观念，就视董仲舒的天人交感为一种主客体的关系模式。这一点在本文来看是不足取的，因为这样就不能准确地把握古代思想中概念的确切内涵，使得对于传统读解永远处于当代意识的传声筒的地位。本文坚持一种还原论的历史现，把古代的思想视为严格科学的对象。 本文以董仲舒为例，以他的天人感应论的理论前提为代表来分析整个时代。这是因为董仲舒相对于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而言较少的为一般文论史所关注，而恰恰是他最明确与完整地表述出了整个时代的声音，从距离一般意义的文论较远的地方奠定了文论史的基本性质和形态。古代文论中的文学本源论，文学发展论，文学功能论都可以在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中寻找到理论的原动力，从董仲舒那里可以清晰地解释种种古代文论基本样态的成因。 从宇宙论的前提出发，董仲舒最终形成了他与整个西汉前期对一种统一的本源的思考，这个前提建立了一种永恒原则的有效模式，抛弃了先秦的纯粹经验原则，改造了阴阳五行理论的机械与僵化．使对于外在对象的认识处于某种一统的绝对原则的笼罩之下。这样，从文论的角度来看，就第一次间接的处理了文学的本源问题，因为没有一种超经验的至上原理的存在，文学就只有现实的“达政专对”功能而没有“为天地立心”的职责，这种文学上的本源论被半自律地解决了的时候，文学就变得神圣了起(?)圣原则得建立不仅要依靠宇宙论的 支持，还要由人性论的补充，建主起从天志到人事的物感理论模式，这样就解决 了永恒原则在现实中的有效性问题。同时形成了古代文论特有的文学教化观念。 最后，仍然围绕着这个永恒原则的建立，本文着重分析了天人感应理论的真正对 象：政治哲学。正是政治意义的无比崇高决定了永恒原则的崇高，也形成了文学 的崇高。这种政治的决定作用不是直接形成的，而要经过一种理论上，意识形态 上的准备才能在理论的每个角落里出现，董仲舒的思想正好标志着这样的理论准 备的开始。从政治的崇高性角度来看待文学成为中国古代文论的突出特点，这是 本文的主要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