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由来已久，但对这个问题的深入研究却也只是近些年来的事，而且非常有限。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外勒菲弗尔、赫曼斯，国内蒋骁华、王东风等，针对意识形态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的操纵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论证。翻译学家们开始注意到意识形态对翻译实践的操纵，对翻译的研究也由此从文本内转移到了文本外，从注重忠实原文转向探讨译文的变形，从语言对比研究转向翻译文化研究，形成了翻译研究一个新的视角。随着文化学派的兴起，文本生产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André Lefevere提出的操作理论是翻译文化研究学派的著名理论之一。他认为翻译活动受到三要素影响：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意识形态主要从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方面来限制和引导改写者的创作，而诗学形态则是译者进行创作时所处的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建国以来，对毛泽东诗词的研究成果颇丰，而关于其政论文（泛指毛泽东诗词以外涉及社会政治的所有文论），由于长期以来更多地被当作了解作者思想和中国革命建设的政治性文献来解读，因此对其政论文翻译的研究很少。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其理论著作《毛泽东选集》是毛泽东思想的载体，记录了中国革命的成功经验。众所周知，毛泽东不仅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军事家和思想家，也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和作家，更是一位卓越的语言大师。在革命的实践中，毛泽东引经据典，推陈出新，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因此，翻译其著作有利于宣传毛泽东思想和发扬中国的文化传统。同时，对《毛泽东选集》翻译的研究也有助于为译者解决翻译政治文献时遇到的困难。　　 本文试借用勒菲弗尔的操纵理论来研究《毛泽东选集》翻译。《毛泽东选集》翻译中存在着大量意识形态操纵的痕迹。根据勒菲弗尔的操纵理论，翻译是对原文的一种改写，改写就是操纵，而操纵要受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两方面的限制，因此译者往往会对原作进行一定程度上的调整，使其符合改写者所处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笔者认为《毛泽东选集》翻译是意识形态特别是赞助人意识形态操纵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