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在梳理国内外船山经济哲学研究谱系的基础上,由明末清初的基本经济命题和方法论转向切入,主要从土地私有之恒畴论和减赋节役之自由市场论两大块,对船山经济哲学的转向与突破进行了系统剖析。研究认为,明末清初经济领域的异动力量、西学东渐以及理学的陈腐僵化,糅合着由经济变动而引致的社会矛盾及其逐渐升级的政治和民族问题,共同将中国学术界推向空前的困惑与问题域。生活在明末清初的知识分子,在对传统儒学的大清理中受到洗心革面的思想震动。他们中的许多人认识到道学的空谈心性不仅无助于士子个体的思想建树,而且也无益于国计民生,还反而对社会造成严重的祸患。空而无物的理学范式逐渐向“经世致用”的朴学范式转换。时代矛盾催生着问题意识,也催生着思想的大师。在对晚明清初“天崩地裂”“海徙山移”的变局深刻反思后,王船山以自己深厚的历史学养,总结过去、思考现在、预见未来,在批判继承古今中外思想的基础上作出了“别开生面”、“推陈出新”的理论创造,逐渐形成了自己“太虚一实,体用俱有”的本体论。进而,在此本体论的指导下,架构起对于中国传统经济社会新的哲学思考。具体地,以土地问题与赋役制度为例,王船山先生开创性地提出了“土地私有之恒畴论”和“减赋节役之自由市场论”,并在此框架下建构了诸如“反抑兼论”“反对限田和均田论”、“土地民有论”、“中国土地制度历史三段论”,进而形成“以丁夫为本”的赋役主张。与中国传统经济哲学不同,船山经济哲学在明末清初的大变局中实现了“行政干预-自由竞争的转向”、“政治统治-经济发展的转向”以及“绝对平均-相对平均的突破”。这些哲学思考上的根本变革,与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论点惊人相似,并使其完成了由传统经济哲学到近现代经济哲学的时代跨越。客观地说,我们不否认船山经济哲学中不乏重农言论,也不乏抑商言论,但他毕竟在经济社会的发展方式由行政干预向自由竞争的转向、政府职能由政治统治向经济发展的转向、及公平效率问题由绝对平均向相对平均的突破等根本问题上迈出了历史性一步。正是这一步,这一穿越时空的洞见,使其经济哲学思考贴上了近现代的标签,也使其成为与黄宗羲、顾炎武比肩而立、并影响至今的明末清初三大儒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