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健康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也是促进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人口迁移流动已进入以家庭化为主要特征的阶段。长期以来,农民工群体的健康问题一直是全民健康中的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宏观上的社会转型和微观上农民工家庭自身的特点,使农民工群体承受了来自于社会和自身的双重健康风险。家庭作为社会的最小单元,是抵御风险和缓解压力的重要载体。农民工以家庭化而非个体化的方式迁入城市,是其实现市民化最重要的标志之一。本文基于家庭功能理论和家庭压力应对理论,应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CMDS）数据,就家庭化流动对农民工健康的影响展开理论与实证研究,并分析了“压力”（工作压力和生活压力）和“资源”（家庭支持）在影响过程中的中介效应,试图基于具有理论和实证支撑的影响路径,为在“健康中国”背景下、在家庭化流动大趋势下,如何提高农民工健康水平提供理论支持,进而提出相关对策建议。论文首先根据家庭功能理论和家庭压力应对理论,分析了农民工家庭化流动对其健康的可能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产生这种影响的作用机制,认为家庭化流动主要通过“压力”和“资源”两方面的中介因素来对农民工健康产生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论文研究的基本假设;其次,利用2017年CMDS数据,就家庭化流动对农民工健康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对提出的假设进行验证,并使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法进行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然后,同样基于PSM方法,将样本按照性别、年龄以及就业身份进行分类分组后进行异质性分析,以关注家庭化流动对不同类型农民工健康影响的差异;并通过中介效应模型从“压力”（工作压力和生活压力）和“资源”（家庭支持）两方面,就家庭化流动对农民工健康的影响机制和作用路径进行了检验,最后得出相关研究结论。研究结果显示,整体上家庭化流动对农民工健康产生负面影响,其中有子女和老人随迁的农民工家庭亟待更多关注;女性更倾向于做出家庭化流动决策,并且其在流动中的健康风险更大;“90后”新生代农民工与老年农民工在家庭化流动中的健康问题更为突出;没有固定雇主的零工、散工以及普通雇员身份的农民工群体在家庭化流动过程中承受着更多的健康风险;良好的工作条件和经济保障有助于家庭功能的发挥,对健康起到一定保护和促进作用。另外对于家庭化流动对农民工健康的影响机制和路径,工作和生活压力在其中起到负向中介作用,家庭支持则起到正向中介作用。基于以上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以下建议:第一,要全面强化流动农民工家庭正式社会网络的支持力度,促进农民工家庭的本地融入。可以从就业机会和政策倡导两方面入手,有效缓解流动家庭社会融入的现实困难所带来的健康风险;第二,要建立动态化、可视化的农民工健康管理和服务平台,重点关注农民工家庭中随迁的青少年和老人群体,以及没有稳定工作的农民工群体;第三,还要重点关注和提升流动家庭成员整体健康素养水平的提升,加强健康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