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型社会”建设，离不开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发展方式。在产业结构调整和环境质量改善需求快速上升的双重压力下，曾经对沿海地区经济增长做出重大贡献的庞大污染产业，其生存和发展空间日益受到挤压，产业空间转移成为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首要选择。而中、西部地区正处于工业化推进加速时期，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热情空前高涨，为了吸引外来投资，不惜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竞相放松环境规制，甚至实行零规制，成为吸引污染产业转入的重要因素。污染产业空间演变带来的污染转移是环境空间维度冲突的重要表现形式，也是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局部改善而整体难以根本好转的重要原因。对于污染转移的现象如果不给予足够重视，那么中西部地区很有可能成为“污染天堂”，重蹈东部沿海地区“先污染、后治理”覆辙。基于此，本文选择我国污染产业空间演变作为研究对象，深入剖析环境规制与污染产业空间演变的现状特征，着重分析环境规制作用下污染产业空间演变机理，并结合空间计量分析方法对污染产业空间演变机理进行实证检验，最终提出污染产业空间演变的多中心治理对策，为解决工业化进程中的污染转移等空间环境问题提供有益的借鉴。　　本文首先对我国环境规制的变化特征以及污染产业的时空演变特征进行剖析；然后，归纳污染产业空间演变的影响因素，通过构建局部均衡静态模型和演化博弈模型分别分析正式环境规制和非正式环境规制作用下污染产业空间演变机理；接着，利用 Moran’s I统计量和LISA统计量对污染产业空间演变的空间自相关性进行检验，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环境规制作用下污染产业空间演变的空间面板滞后模型，运用 ML估计方法对模型进行检验；最后，提出以市场调控为基础、政府环境规制为主导以及公众参与为辅助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环境规制强度最高的区域要属东部沿海、北部沿海以及南部沿海等地区，其次为长江中游、大西南、东北地区及黄河中游地区，最弱的为大西北地区；第二，污染产业分布最集中的地区为北部沿海，最分散地区为大西北；第三，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标准越高，则污染产业的环境服从成本越高，当环境成本高于转移成本时，污染产业空间演变便会发生；第四，公众参与成本较高时，不管污染产业如何选择，公众通常会选择不参与来降低自己的损失，而当参与成本较低时，公众则会根据污染产业的选择而做出决策，且方向通常与公众的决策相反。第五，污染产业在地理空间上表现出显著的正自相关性或空间依赖性，此外，正式环境规制依然是影响污染产业空间演变的重要原因，而非正式环境规制对污染产业空间演变的影响尽管较弱，但也不能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