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和夏目漱石文学分别是中国和日本近现代文学的高峰，中日学者对他们两人文学的比较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了很多成果，但是，仍然有不少方面前人没有论及。本文从人生观、世界观、文学观等方面展开比较，梳理前人的研究成果，阐述笔者个人的观点。第一章首先从分析鲁迅与夏目漱石对老庄以及陶渊明的不同看法入手，探讨两位作家的“出世”与“入世”。夏目漱石对老子思想虽有批判，但其“则天去私”的思想显示了向老庄思想的最后回归；鲁迅本着战斗的人生观，努力挖掘老子、陶渊明思想中的“战斗”因素，强调老子的“愤”与志向，认为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这样的理解方式正与鲁迅“立意在反抗，旨归在动作”的思想一致。辨清这些之后，本章继而从“罪”与“悟”两个视角，透过《野草》与《十夜梦》，观察、比较鲁迅与夏目漱石隐秘的内心深处。关于鲁迅“罪”意识的阐释最早起源于日本的竹内好，而后被人广泛引述，其实这只是解读鲁迅的一个角度，本文对此作了具体分析。鲁迅与夏目漱石的“悟”有着本质的不同：夏目漱石的“悟”是不断地向老庄与禅的境界靠拢，并以此为借镜呼吁世人去除利己之心；而鲁迅的“悟”是摆脱世俗的羁绊，更加轻捷地和黑暗势力战斗。从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的过程中，思想观念的反思与转型成为一个问题。第二章以比较的方式梳理了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以及夏目漱石的个人主义。妇女问题是其中的一个鲁迅与夏目漱石都很关注的问题。夏目漱石通过美祢子、三千代等女性形象的刻画，表现了她们内心的自然需求，批判了她们的利己之心，展示了漱石的个人主义观点。和夏目漱石相比，鲁迅在他的女性人物中并没有灌输所谓的社会责任。鲁迅认为妇女不幸的根源是男女不平等造成的，妇女的许多罪过不过是男人的栽赃，因此鲁迅为妇女辩护。妇女要解放，一方面要和男性一样挣脱封建思想的束缚，另一方面要有和男性同等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地位，为此，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为了解放只有不停地“战斗”。本章还分析了暴虐统治对国民性格的影响。中国的封建统治超稳固、超强大，以孔教为核心的封建思想当然也更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国民性。尽管开创了民国的新纪元，也不可能把封建思想连根拔除，封建思想仍蔓延于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日本的皇族“万世一系”，其统治的残酷性虽稍逊于中国，但是在明治后期，以“大逆事件”为代表的倒行逆施仍然对追求民主和自由的国民产生极大的压力与恐惧。面对这样的状况，由于各种原因，鲁迅和夏目漱石选择了不同的道路：鲁迅更倾向于激烈地革命，而夏目漱石害怕革命，认为改良更好，提醒统治者改弦易辙，以免覆灭的命运。第三章分析比较鲁迅与夏目漱石的文学观。首先比较“为人生”的文学观。鲁迅与夏目漱石都注意到了文学家的使命，强调文艺家不应是闲人，都注重写实的创作手法，强调为人生的文学要写普通人。他们的小说作品都在“平淡的写实”中显示了人生的深度。其次，展开余裕观的比较。夏目漱石主张“低徊趣味”，又称“有余裕的文学”。日本文坛以夏目漱石为代表形成了一个“余裕派”，而“余裕”这个词也在鲁迅的作品中屡屡出现，成为“核心词”之一。《我是猫》与《阿Q正传》，分别是夏目漱石、鲁迅的代表作，都显示了“触及文学的主题，余裕文学的写法”的特点，其余裕特色主要体现在低徊趣味和谐趣两个方面。鲁迅与夏目漱石的余裕观是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形成的，因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鲁迅把文学看作一个整体，认为有余裕才能进行文学活动，余裕是进行文学创作的前提条件。夏目漱石主要是针对当时自然主义文学片面强调生活之“真”的现状，提出观察生活要全面，主张与生活保持一定的距离，以余裕的心态来观察生活以更准确地抓住生活的本质。再次，通过对两个论争的分析，阐述鲁迅、夏目漱石的的文学观。第四章是对前三章的总结，从至今鲜有人谈的反讽这个角度比较鲁迅和夏目漱石，在“反讽思想的形成”、“反讽的立场”以及“反讽的品质”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关于反讽的立场，鲁迅与夏目漱石有微妙地不同。鲁迅立足于“观世如戏”，而夏目漱石立足于“自我本位”。“自我本位”是夏目漱石思想的基石，他不仅仅把它应用于文学领域，还运用它解决现实中几乎各方面的问题。“自我本位”体现为无所依傍的独立自由的精神以及决不被现实的假象所蒙蔽并以锐利的目光穿透假象看清实质的非凡能力。鲁迅观世如戏，看出了做戏者的虚假，同时又感到生活常常一遍又一遍地上演着几乎同样的悲喜剧。鲁迅的“观世如戏”与夏目漱石的“自我本位”虽然不同，但二者又有诸多相通，鲁迅的反讽思想中也有“自我本位”的成分，夏目漱石思想中也有“观世如戏”的因素。可以说“观世如戏”与“自我本位”都是反讽思想中不可缺少的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