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危险性在司法实践中认定存在不规范的现象。为探讨怎样的社会危险性认定标准既符合法理要求又符合实践需要,笔者展开了问卷调查和案例访谈。司法工作人员认为,犯罪前的行为表现、犯罪性质、犯罪中的表现、犯罪后的态度和犯罪嫌疑人的特殊生理状况等影响社会危险性的认定。在司法实践中,司法工作人员在社会危险性认定时存在主观随意性很大、片面强调打击不重视犯罪嫌疑人社会危险性的弱化因素、对影响犯罪嫌疑人社会危险性认定的因素缺少全面的把握、没有完全坚持“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等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对社会危险性的认定与理论背离的原因有社会危险性的规定不明确、不重视对社会危险性证据的收集、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未能很好落实和保障人权的观念不够深入人心等方面。现行法律对犯罪嫌疑人社会危险性的判断没有细化的认定标准,导致在司法实践中,犯罪嫌疑人有无社会危险性、社会危险性的大小主要依靠司法工作人员的主观判断。司法实践中需要一个法律,将具有“社会危险性”的情况进行明文列举,从而为执法提供清晰的法律依据,也可以防止司法工作人员任意扩大对“社会危险性”的解释。建议将司法行政部门作为人格调查的专门机构,司法行政部门与公安机关合作,犯罪嫌疑人的相关信息由公安机关根据司法行政部门的需要调取。公安机关应加强收集证明犯罪嫌疑人社会危险性的证据。对犯罪嫌疑人的社会危险性建立一个独立机构评估、公安机关调查、犯罪嫌疑人和律师发表意见、检察机关居中审查的机制,这样更有利于准确认定社会危险性,保障犯罪嫌疑人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在制度设计上,既要保证在社会危险性认定过程中,犯罪嫌疑人充分参与的权利,又要保证在社会危险性认定后,犯罪嫌疑人提出异议,申请司法机关对其社会危险性进行重新评估的权利。笔者建议建立一种对犯罪嫌疑人社会危险性的复评机制,在审查起诉阶段、审判阶段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社会危险性进行复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