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于2015年对《保险法》进行了至今最新一次的修订,其中关于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规定仍然保留着原有旧《保险法》对危险增加识别程度要求,即“显著”。可以看出对关于危险增加我国立法仍然没有进一步明确细化的规定。从中国裁判文书网的数据来看,有关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保险纠纷数量是呈现着递增趋势的样态的。一方面说明保险市场的繁荣发展,一方面也在侧面体现出我国现有相关立法的局限性。基于此种实际情况结合本文在对第一部分的理论与第二部分在实际履行中要件的研究论述,着重在第三部分对我国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立法不足之处予以了明确的总结分析。首先,关于危险增加判断缺乏明确的法条识别。其次,该义务适用的范围过窄导致的保险合同呈现不稳定的特点。再次,危险增加通知义务履行主体的单一性和履行的法律效果的趋同性所导致的义务履行不及时法律效果缺乏明确性与相对公平性。最后,在本文末尾对我国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不足之处予以了完善建议。通过在立法上增加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识别条款,来弥补我国只通过“显著性”来确定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情形。其次通与国外立法成果的对比增加履行义务的主体的范围,在立法上予以保险合同相关人相应的履行义务。再者针对现有立法对危险增加义务的履行规定了趋同的法律效果,本文通过对危险增加情形的分类探讨,对我国立法提出分类规定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法律效果的建议。本文从结构上分为四大部分。以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理论研究为出发点旨在通过现有的优秀理论与域外立对比我国现有立法的不足之处对我国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相关立法提出完善建议。以此来维护保险合同的对价平衡性,保障合同目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