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在近30多年间获得了持续、快速的发展。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转轨国家,中国目前的法律制度、金融及市场环境仍不完善,虽然市场对资源的配置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现阶段中国的制度环境仍不能有效解释经济的飞速发展。A11en等学者针对此现象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命题,即“中国之谜”。学者们对此的解释是中国具有相应的替代机制,如信任、声誉和关系等都是非常重要的替代机制。其中,政治关系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有助于中国企业获得更多的有利资源,克服由落后的制度环境所导致的制约。因此,政治关系是一种典型的替代机制。那么,政治关系对企业的作用反映到资本市场上是否会对投资者的风险评价产生重要的影响,从而影响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这些疑惑促成了本文的选题。传统的研究探讨了财务风险、公司规模以及经营风险等财务特征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随着“法与金融学”研究方法的发展,投资者法律保护、金融环境等制度因素被纳入权益资本成本影响因素的研究。制度是由正式、非正式制度和制度执行这三个部分构成的。法律保护、金融环境都属于正式制度。但是,企业不仅面临正式制度的影响,还处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中,其一切财务活动均受到其所处社会结构的影响。因此,仅考虑正式制度环境是远远不够的,忽略非正式制度,将导致“社会化不足”的问题,难以全面解释企业行为的影响因素。本文将政治关系与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同时纳入权益资本成本研究范畴,前者作为企业社会资本的一种,是典型的非正式制度,后者是典型的正式制度。本文尝试探讨政治关系与区域金融发展水平之间的交互关系,验证非正式制度对正式制度的替代机制。本文遵循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思路,将理论分析结合统计分析与计量回归工具,对所述问题进行分析和论证。理论部分首先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因素、企业社会资本的跨学科运用和测度以及政治关系的作用机制等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归纳出现有研究中的不足之处。然后以资源学派视角的社会资本理论为出发点,对企业社会资本进行概念界定,进而以企业社会资本理论为基础,对政治关系进行定义。从资源说的角度看,企业社会资本被定义为嵌入在企业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资源以及企业动用网络中资源的能力。政治关系之所以能够对企业活动产生影响,原因在于其本质上代表了企业所拥有的资源和动用资源的能力,这些资源与能力嵌入在企业与政府之间的社会关系网络中,有助于企业谋取自身利益。因此,政治关系是一种典型的企业社会资本,也是一种典型的非正式制度。实证部分,本文选取2008-2012年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发行了A股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在数据处理过程中,剔除了金融行业和创业板的上市公司以及存在数据缺失、异常的样本,最终得到1661家上市公司、6330个观测值。其中,2008年为1268个,2009年为1265个,2010年为1296个,2011年为1356个,2012年为1445个。本文的数据来源主要包括CSMAR数据库、和讯网、上市公司年报。其中,计算政治关系时涉及的部分数据需要阅读CSMAR数据库所提供的高管简历,并进行手工编码；各省金融业增加值年度数据,均从和讯网上下载；对于数据库中缺失的数据,主要通过查找上市公司年报来进行手工补充搜集。回归检验部分,首先总体分析政治关系对权益资本成本的作用机制。对于政治关系的测度,本文从资源说视角的企业社会资本理论出发,从资源和动用资源的能力这两个维度,设计度量政治关系的相应指标。资源维度侧重于度量政治关系的量,而能力维度则侧重于衡量政治关系的质,也就是关系的强度。另外,企业社会资本根据拥有主体类型的不同应该分为企业家层面的社会资本和组织层面的社会资本。相应的,企业的政治关系也可以细分为管理层层面的关系与组织层面的关系。因此,本文设计指标时又在资源与能力这两个维度下进一步细分,对管理层和组织本身所拥有的政治关系进行区分。在总体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对政治关系类型进行区分,进一步研究关系类型不同所造成的差异。然后,加入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变量,分析不同金融发展水平下政治关系的作用。接着,引入政治关系与区域金融发展水平的交互项,检验两者之间的交互作用。最后,考虑内生性问题,选取替代变量对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根据研究思路,本文分为以下六部分内容：第一部分：绪论。绪论部分主要阐述了本文的选题背景、本研究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文章展开写作的思路、文中涉及的研究方法以及全文的基本结构,并提出了本文主要的创新点。第二部分：文献综述。首先,对研究权益资本成本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进行整理,发现现有文献对非正式制度的关注度不高。其次,对社会学中社会资本的概念、社会资本的跨学科运用以及企业社会资本的测度方法进行回顾,发现管理学引入社会资本时开始向微观方向发展,提出了企业社会资本的概念。最后,对政治关系的作用机制进行述评,现有文献显示政治关系对于企业绩效和企业融资都具有替代保护作用。第三部分：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本文首先对资源学派视角的社会资本概念进行阐述,从而引出企业社会资本视角的政治关系定义。然后对权益资本成本的概念进行了概括。第四部分：研究假设。本文从资源学派的企业社会资本理论出发,分析政治关系对权益资本成本的作用机制,同时考虑关系类型不同所产生的影响。并进一步将区域金融发展水平纳入研究范畴,考察金融发展水平差异所导致的影响,以及政治关系与金融发展水平之间的交互机制。进而提出了本文的三个假设,为实证分析奠定基础。第五部分：实证分析。本部分首先对样本选择、数据来源以及变量定义等基本问题进行了阐述,然后根据研究假设建立实证模型,对样本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来分析数据的基本特性,接着通过相关性分析判断是否存在共线性问题,最后通过多元回归分析和稳健性检验对研究假设进行论证。第六部分：结论、建议和未来的研究方向。本部分首先对本文的主要结论进行归纳,在此基础上提出针对性建议,并总结了本文的缺陷及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1)政治关系与权益资本成本负相关,即企业所具备的政治关系在股权融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导致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是：第一,政治关系中所包含的资源和能力,能够帮助企业获得更多的资源与便利条件,从而拥有更好的发展前景,容易被投资者所看好。第二,企业所拥有的政治关系为企业提供了隐形担保。因为这类企业更容易获得政府补贴等政策性资源,所以,其陷入财务困境的可能性比较低。从投资者的角度看,这类企业的违约风险低,因而投资风险也低。基于此,投资者所要求的风险报酬也比较低。此外,本文将政治关系中所包含的资源和动用资源的能力分别代入方程进行回归。结果显示,资源与动用资源的能力均与权益资本成本显著负相关,说明资源和能力共同构成了完整的政治关系,对降低企业股权融资成本具有积极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动用资源能力的回归系数显著性相对较高,因此,能力对于资源本身来说可能具有更显著的作用。资源维度侧重于度量政治关系的量,而能力维度则侧重于衡量政治关系的质,也就是关系的强度,而资源的有效性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动用能力的高低。对于这一问题的探究,可以在今后的研究中继续深入。(2)组织层面所拥有的资源与动用资源的能力对于企业来说具有更大的价值。上文的回归结果显示,与管理层层面的政治关系相比,组织层面的政治关系对权益资本成本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可能的原因是,在企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企业家的个人网络逐渐难以满足企业的需要,而组织层面的政治关系则拥有更大的话语权,能够在更大程度上为企业获取资源与便利条件。而且,随着正式制度环境的完善,企业家个人的政治关系效应将越来越弱化。(3)政治关系是一种有效的替代机制。政治关系与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均与权益资本成本显著负相关,而两者构成的交互项的系数则显著为正。因此,区域金融发展水平越低,政治关系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偏效应越明显,即当区域金融发展水平较差时,政治关系对权益资本成本的抑制作用更显著。可能的原因是,当区域金融发展水平较低时,难以为当地企业提供稳定的秩序与有效的保护,此时,企业通过建立政治关系能够有更大的机会来获取有利的政策资源与便利条件,从而降低投资者对公司的风险评价。相反,当企业所处的金融市场相对成熟,金融环境也更为健全时,在相对宽松、公平和完善的金融环境与市场机制下,政治关系这类非正式制度的作用空间将被压缩。探讨转型期的特殊背景下,政治关系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但政治关系的存在其实是制度不健全的表现,企业不应该依赖于通过政治关系来获得资源与便利条件,而应该在公平的市场环境中进行融资和发展。针对这一问题,本文提出以下几方面的建议：首先,企业层面。企业应完善自身治理结构,提升竞争力。对于企业来说,政治关系是一种稀缺性的资源,其动用该资源的能力能够为其获得很多“优惠”与“福利”,反映到实际的资本市场上,能够直接、有效降低公司的股权融资成本。但是,企业对政治关系的依赖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企业自身发展与提升的动机,从而降低企业在公平的市场环境中竞争与发展的能力。而且,很多时候,获取政治关系的成本是高昂的,当政治关系的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收益时,企业绩效将受到明显的影响。因此,企业要想获得持续性发展,应该逐步实现去政治关系化,将更多的资源放在综合竞争力的提升上。其次,市场机制层面。中国企业倾向于建立政治关系的行为并不是偶然的,虽然政治关系这种非正式的替代制度,能够有效降低权益资本成本,但这始终是一种扭曲了的市场机制。企业的产权保护应该依靠公平完善的市场机制和制度环境,而不是依靠政治关系。因此,中国应该建立健全市场机制,限制政府随意干预经济的行为,降低企业对政府的依赖程度。第三,金融环境层面。本文研究显示,当区域金融发展水平较低时,政治关系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偏效应越明显；当区域金融发展水平较高时,政治关系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偏效应则较低。这一结论说明成熟、健全的市场环境能够压缩政治关系的作用空间。因此,我国应加快金融改革与创新的步伐,提升整体的金融发展水平。另外,本文发现我国区域金融发展差异较大,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存在明显优势,中西部地区则将对落后。因此,我国应大力推进中西部开发进程,缩小区域间差异。本文主要有两方面的创新之处：第一,从企业社会资本的视角定义和度量政治关系。本文通过剖析政治关系的实质,将其界定一种企业社会资本,并从资源和能力两方面设计指标对其进行测度。这样的度量方式有更明确的立足点和侧重点,相对来说提高了研究对象的精确度。第二,将非正式制度因素引入关于股权融资的研究。传统的研究主要分析了公司规模等财务特征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随着“法与金融学”这一研究方法的流行,制度因素开始逐渐被纳入研究范围,其中,讨论较多的有法源、投资者法律保护等,这些都属于正式制度的范畴。本文将政治关系这一非正式制度引入权益资本成本的研究,建立计量模型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并且同时引入正式制度因素(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尝试探讨政治关系与金融发展水平之间的交互作用。这一思路是建立在已有研究上的拓展与补充。本文力求对所研究问题进行严密、准确的分析,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逐步进行完善,但依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仅度量了企业与政府之间建立的社会资本,未对企业社会资本进行系统性的全面度量。其次,手工搜集数据可能存在偏差。本文采用赋值法对政治关系相关指标进行量化。这些指标并没有现成的数据,所有的赋值过程均通过手工搜集数据来完成,可能会存在一定的误差。关于未来研究方向,本文认为以下三个方向值得考虑：首先是政治关系的测度问题。今后的研究可以考虑设计更为全面的指标体系,进一步完善政治关系的度量问题。其次,今后的研究可以考虑对除政治关系以外的其他类型的企业社会资本进行分析探讨,对非正式制度的替代保护作用进行拓展研究。第三,本文证明政治关系对降低公司的股权融资成本有积极作用,但是政治关系毕竟是制度不完善的产物,导致没有政治关系的企业面临着不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政治关系还可能助长政府官员腐败等问题。这些都需要未来在理论与实证两个层面进行深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