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数字经济逐步发展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它能够促进社会发展、带来技术创新,但也对劳动力的技能水平和整体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劳动力的传统工作内容和就业岗位正在被消融和重塑,重复性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工作内容可能会被人工智能技术所接手。从不同技能类型劳动力的供给方面来看,中学教育、中职中专教育、高等教育等各类型教育在促进数字技术和劳动力技能结构动态适应性的过程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与此同时,数字经济背景下出口贸易对于我国经济水平的保持和提升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适时关注数字经济对出口领域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程度和影响方向,从而能够为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出口市场劳动力供需平衡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已经认识到数字经济对各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数字经济发展理论体系相对落后,研究成果较少且不成熟。而本文通过探究数字经济与出口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有助于完善数字经济以及就业技能结构相关领域的理论研究体系;另外,从现实意义角度上讲,我国经济已经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数字经济对经济发展的助力、出口市场对经济的提升以及就业市场供求平衡对经济平稳运行的支持缺一不可。因此,本文研究有助于响应国家政策号召,引导就业技能人才培养、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相融合,促进政府调整应对策略,从而推动中国劳动力就业市场的平稳顺利转型。在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本文从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以及区域异质性传导机制三个不同的角度阐述了数字经济对出口就业技能结构影响的路径,并提出相应的假说,认为数字经济可能会增加对中、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降低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并且产业结构升级和人力资本存量的提升可能使得这一现象加剧,在不同地区该现象的表现程度也有所差异。除此之外,本文对于当前中国数字经济以及就业技能结构的发展的典型事实进行了分析。数字经济发展现状表明,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以创新、平台和网络为主要特点,表现出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完善、数字经济总量大、创新投入力度加强的发展特点,但也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现象;就业技能发展现状则在全国整体呈现出中、高技能劳动力占比不断增加,低技能劳动力数量占比稳定下降的趋势。但高技能劳动人员即便占比增加态势,但由于占比过低,数量严重不足,可能会导致供需错配现象的发生。在实证检验层面,本文基于2007-2013年的企业层面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以检验数字经济的发展是否对我国出口就业技能结构有“极化”作用,并评估了“极化”效应在不同受教育程度上呈现的异质程度,在此基础上加入地区虚拟变量交互项分析数字经济对就业技能结构“极化”的区域异质性,并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探究了数字经济影响出口就业技能结构的重要路径。实证结果表明,平均而言,我国数字经济对出口企业就业技能结构确实存在“极化”作用,主要体现为,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我国中、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增加,而低技能劳动力需求降低;在区域的分组回归上,数字经济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都产生了“极化”影响,但对于发展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技能结构高级化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在机制分析方面,本文验证了数字经济能够通过产业结构升级以及人力资本存量的提升来有效促进就业技能结构高级化。据此,本文针对研究结论,从加强教育培训、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以及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四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