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孝”都是我国古代最重要的伦理范畴。“忠”教人“事君”,“孝”教人“事父”,两千多年来,“忠君”和“孝亲”早已成为衡量个人人格是否健全的最重要的道德标准。对于这两种道德,一方面人们常说“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另一方面也时常经历着所谓“忠孝不能两全”的困境。在先秦时期,特别是春秋、战国数百年的大变革、大动荡阶段,“忠”和“孝”在其各自内涵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同时,二者的相互关系也经历了值得关注的变化。通过考究传世文献中关于忠、孝关系特别是二者相互冲突的相关材料,结合这一时期社会面貌的宏观变迁,有助于深入探究先秦时期道德伦理变迁的趋势。前辈学者对先秦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忠孝道德的变迁的研究已经有比较丰富的研究成果,但目前所见的讨论和研究主要聚焦于先秦时期某一学派著作中所见的材料,同时往往着重“描述”忠孝道德变迁的现象本身,而未能“解释”其深层社会历史背景。基于此,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忠、孝及其二者之间相互关系的变迁进行断代研究,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先秦诸子论述中有关忠、孝的学说,并试图从“编户齐民”的视角对先秦忠孝道德变迁的内在原因进行分析。具体来说,本文的考察视野不局限于先秦时期个别学派、个别学者的论述,而是相对按照时间先后顺序对主要学者的相关论述依次进行考察,在时序的框架内探寻忠孝关系问题的演变规律；另外,力求从“封建-郡县”的历史变迁的角度,考察“忠”从一种人际关系中的普遍适用的道德范畴逐渐狭义化为“忠君”之“忠”,并逐渐取得了相对于家庭伦理的“孝”的优先地位的过程,进而解释忠孝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发生变化的原因,最后分析“移孝作忠”发生的历史根源。本文分为四章：第一章为“绪论”,首先明确讨论的主要对象是作为臣德的“忠”和作为家庭伦理的“孝”的变迁及相互关系,其次进一步明确本文讨论的主要问题,并对前辈学者的主要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并提出了本文的拟创新点；第二章为“商周时期的忠孝观”,在前辈学者分析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的梳理和诠释,认为至迟到西周时期,政治生活中的“忠君”意识和作为家庭伦理的“孝”都已经存在,二者适用范围不同且相互独立,其关系并非“寓忠于孝”；第三章“春秋战国时代的忠孝碰撞”是本文的重点,本章从传世文献出发,对春秋战国时期关于忠孝冲突的材料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讨论,其中第一节“忠孝冲突举例”对春秋战国时期具有典型意义的“忠”、“孝”冲突实例做了分析,并将这些事例进行了初步的分类,第二节“先秦诸子视野中的忠孝冲突”则依据时间先后顺序,对孔子、曾子、墨子、孟子、荀子、韩非子和《吕氏春秋》中涉及忠孝道德及其相互关系的论述进行了梳理和初步的比较,认为这一时期“忠”、“孝”之间的关系存在着由孝大于忠、忠孝并重到忠大于孝,最后“移孝作忠”的发展轨迹；在第三章的基础上,第四章“编户齐民视角下的忠孝变迁”力求从“编户齐民”的宏观社会变迁的角度分析忠孝之间关系发生上述变化的原因,认为这种变化的内在原因是作为政治伦理的“忠”德在“编户齐民”的过程中随着集权政治的强化逐渐取得了对“孝”的优先性,而在统一的中央集权政府呼之欲出的时代,统治者为了调和忠、孝两者的关系、调和家庭与国家的矛盾、调和个人的社会角色冲突,提出了“移孝作忠”的理论模型；最后,在结论中本文认为,“忠”和“孝”的关系经历了一个由孝大于忠转变为忠大于孝、并最后以“移孝作忠”进行调和的过程,且这个过程产生的深层原因是“编户齐民”所导致的社会结构重大变化,而直接原因则是“忠”观念的狭义化,“移孝作忠”是统治者对国、家矛盾和公、私矛盾进行调和的产物,它既是中国历史上忠、孝关系变迁过程一个阶段,也是其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