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永和周邦彦是宋词发展史上两个里程碑式的词人。两人都是知音识曲的风流才子，因为其词的协律、言情，词风婉约，后人多以“柳、周”并称，视为一派词人。但是词在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着的体性上的雅、俗之争，又使后人把他们截然分作代表俗雅两种对立风格的词家，二人在封建正统士人中的地位也因此而相差悬殊。二人词之间的这种相似与不同，值得我们把它们放在一起，从读者接受的角度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本论文借鉴西方接受美学理论，以历代词话以及文人笔记中散见的有关二人之词的评论为主要材料，对二人之词在历代的接受情况进行了梳理和研究。在结构上，本文将柳、周词的接受情况从纵向上按照时代先后顺序分为六章来论述，即柳、周词在北宋的接受；柳、周词在南宋的接受；柳、周词在金元的接受；柳、周词在明代的接受以及柳、周词在清代的接受(上、下)，每一章又从横向上分别从选本中的柳、周词，士人对柳、周词的品评以及柳、周词对词人创作上的影响等几个方面，对柳、周词的接受情况进行了分析和比较。 柳、周词在北宋的接受情况，既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相同之处在于，二人之词在民间都比较流行、很受民众欢迎，拥有大量的受众。不同之处在于，柳词在北宋士大夫中同样非常出名，士大夫对柳词是又爱又“恨”，爱其雅而斥其俗，而周词在北宋士大夫中却默默无闻，不受重视，词名比较隐晦。 柳、周词在南宋民间，仍然比较流行，南宋士大夫阶层对柳词直露、俗艳的抨击远比北宋时期更加激烈，但同时也较为客观地认可柳词内容上对太平盛世气象的反映以及它的写实手法。这和北宋士人对柳词接受上的爱其雅而斥其俗是一脉相承的。而周词在南宋士人、词论家那里却渐入佳境，最初是对其词作音律的推崇，后来转入对其艺术技巧的探讨。随着品评的逐层深入展开，士人、词论家对清真词的评价和定位也逐步抬升，进而对南宋词家的创作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柳、周词在金、元时代的接受明显地呈现出了雅俗分化的态势，即突出强调了柳永词的俗和清真词的雅，而这种定位明显地把柳、周词区分开来，甚至决定了它们对金、元两代文学创作施加影响的领域和内容。 对柳、周词的赞扬成为明代柳、周词接受的主流，从词的选集、词的评价到词的创作借鉴，都明显表现出对柳、周词褒大于贬的接受情况。“主情”的词学主张淡化了前人所认为的柳、周词之间的雅俗之别，王世贞甚至认为柳词之成就在周词之上。 清代的词坛风云变幻，各家著书立说所倡之词论各有胜处，而且紧贴时代脉搏，词派流变正是随着王朝的初建、兴盛和衰败亦步亦趋。至清末王国维之《人间词话》问世，在融会贯通东西方哲学及文学思想的基础上将中国传统词学批评推向了顶峰。在清代词派林立、风潮流转的过程中，虽然是论调不一，各抒己见，但总体而言，清真词始终被当作一流的词作备受推崇，周邦彦甚至被冠以词家“巨擘”、“集大成者”等前所未有的美誉，而且在创作上也成为众多词家师承借鉴的对象；而柳永词的际遇则是先抑后扬，不过即便在前期受到贬抑的情况下柳词所得评论仍属公允，其开拓慢词之功及音律方面的成就还是得到了许多词家的认可，到了晚清四大词人的笔下，柳词便被推尊至与清真词并列的地位，受到了空前的褒扬。王氏以境界说论词，认为柳词寄情不高远，多作“儇薄语”，招致后人强烈的批评。而对于清真词的认识，王氏经历了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最后对于清真词的艺术成就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以“词中老杜”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