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6年起，国家对农村贫困家庭学生免收学杂费、书本费，补助寄宿生活费，这一政策已惠及全国3600多万中小学生。但是，农民子女教育在教育负担、就业风险、就业技能、城乡教育差距等方面深层次的问题愈发凸显，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架和谐社会的宏阔背景下，这些问题的研究和解决也愈显紧迫和必要。本文旨在以国家唯一的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区—杨凌的农民子女教育投资为例，利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办法，对农民子女教育投资的各种内在重要因素进行深入探讨。本文通过分析农民子女教育的涵义、性质与特点，分析农民子女教育投资的影响和供需因素，剖析了在城乡二元制结构下，农民子女教育投资的运行机制缺陷和法律缺陷，提出农民子女教育的法律借鉴和应坚持的法律原则。本文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认为，家庭的教育观念或教育态度直接影响着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实证研究发现选择“期望子女将来有更多收入”和“多学点知识提高能力”的应答人数百分比最高，占71.62%；教育投资的态度表明农村居民把教育当作投资来看待已经居于大多数，比例达到65.7%；农户对男孩和女孩教育成功的期望已相差无几；单性别子女结构的家庭比较愿意在关键点上对教育进行大量投入来实现他们的目标；家长受教育水平愈高，教育投资增长也愈高。通过农民子女教育投资与家庭经济收支现状研究，发现恩格尔系数的持续下降主要是由于教育支出的增长是农民以牺牲家庭生活为代价的。调查研究发现义务教育阶段费用仅占整个教育费用的7.7%，而非义务教育占直接成本的92.3%。认为高等教育收费标准脱离了农民的收入水平，超出了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直接影响并决定贫困家庭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公平性。情感投资是长期的、潜在的，也是家庭教育投资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农民应重视对子女的情感投资。通过农民子女教育投资收益的实证分析，发现受高等教育劳动者终生收入现值与高中教育劳动者终生收入现值之差额为357977元；农民子女的年教育收益率为12.15%，农民子女终生教育收益率现值指数为44.96。农民虽然无力支付子女的教育成本，即使通过银行贷款接受高等教育，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对于家庭和个人都是十分有利可图的。农业科技贡献率是衡量返乡农民子女教育收益的重要指标。由于加强对返乡农民子女的科技投入，杨凌农业科技贡献率由1997年的42%提高到2008年的52.01%.要实现国家教育发展目标与农民教育期望收益的均衡，教育投入是影响二者实现的重要因素。由于教育投资负担的加重和大学生就业难的凸显，农民子女教育投资的风险已明显加大。通过分析教育投资成本补偿理论的不完全适用性、选择教育机会的不均等性、教育投资收益体现的极不充分性、贫困学生规避风险能力的脆弱性以及教育过度风险对贫困学生的潜在冲击等，认为进行教育扶贫，建立贫困家庭教育投资保障体系，解决好贫困家庭学生的毕业出口问题是解决农村贫困家庭教育投资的有效途径。国家应通过制定教育投资法、加大教育投资力度、建立合理的教育收费机制、构建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的格局、加大对返乡农民子女的职业技能培训力度，切实解决农民子女教育投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