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说文是我国古代散文中的一个重要门类,它起源极早,内容极广,作品极多,种类极繁,成就极高,影响极大。然而近现代以来,由于对散文概念理解的分歧,对于论说文究竟是不是散文存在较大的争议,影响了对这一宝贵民族遗产的研究和继承。关于论说文的源头问题,目前学术界一般将《论语》视为最早的论说文,这种观点实可追溯至刘勰的《文心雕龙》。但是这种观点也曾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与反对,新时期以来,有学者将论说文的起源时间上推至商周时期,将《周易》卦辞和《尚书》作为我国论说文之源。但是这些学者仅仅提出了新的观点,并未对相关作品展开深入的分析和论证,因而他们的观点尚未得到学界的重视和认可。本文通过对我国古代论说文民族特色的分析,对《今文尚书》文本的仔细研读,对文章结构的深入解剖,将《尚书》文体划分为叙事文和论说文两类,对其中的论说文作了全面细致的研究,支持《尚书》为我国论说文之源的观点。可信的《今文尚书》28篇,除5篇以叙事为主,可归入叙事文之外,其它23篇都可归入论说文。《今文尚书》的论说文从体制上可以分为诰论一体、誓中有论、训中夹论和谟论互杂四类,而以诰论一体为主。从内容上来看,可以分为政论文、史论文和理论文三大类。政论文的数量最多,所论多关乎迁都平叛、讨伐誓师、刑狱用人、治国安民等国家大事,如《盘庚》、《洪范》等。史论文则多从对历史事件和经验的考察总结中得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其中对历史事实的叙述和分析在文中占有突出的地位。有时史论和政论也不易截然区分,史论虽然是从分析评论历史入手,但其落脚点和终极目标仍在于有益于政治统治。《尚书》中比较典型的史论文是《无逸》。《尚书》中的理论文有文论,哲学论文和法律论文。其中文论和哲学论文仅具雏形,尚未成篇,《吕刑》则是一篇完整的自成体系的法律论文。从论说艺术上来看,《尚书》中的论说文已能比较熟练的使用各种论说方法,如比喻论证,对比论证,引用论证,事实论证等,这些论证方法或单独运用,或综合运用,有效的增强了说服力。《尚书》中的论说文不仅在论说艺术上有较高的成就,而且在整体风貌上也显示出鲜明特色,一是在论说中流露出浓重的忧患意识,二是在思维上表现出明确的以史为证的意识,三是在艺术上往往通过人物的论说来塑造人物形象。《尚书》中的论说文对后世论说文的意义和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论证方法的开启,二是论说文体制和结构的奠定。总而言之,尽管由于《尚书》的“佶屈聱牙”和其它一些特殊的原因,影响了人们对《尚书》文学性的理解和研究,但是《尚书》中的论说文不仅在产生的时间上要早于《论语》,而且在论说文的整体艺术成就上也已比较成熟,许多篇章在文章的结构,论说的艺术等方面远非《论语》的零章碎句、片言只语所可比拟,因此,《尚书》是我国论说文当之无愧的开山之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