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近代史,救亡图存是首要问题。变革教育,培养“新民”是挽救危亡的要略,国人认识到此并付诸实践,可谓抓住了国家的命根。清末以来,维新派、革命派的宣传和启蒙大多在知识界、政界发生效力,普通国民知觉甚少。民国时期,在诸多教育界人士的发起和推动下,在政府的多方支持中,旨在面向广大国民的社会教育持续进行了三十多年。民国社会教育史的研究是近十年来一个学术成长点,以往论述罕有概观,可钻研的空间很大。本文力图爬梳史料,勾要提玄,搜求各类事业的内在关联,提炼宗旨,概括阶段特征,做出总体评价。本文研究的是狭义的社会教育,即民国时期家庭教育、普通学校教育以外的,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的教育活动。共产党的社会教育和日伪政权的社会教育不在本文研究之列。笔者认为,通俗教育、平民教育皆属社会教育,民众教育与社会教育名异实同。社会教育是就施教的范围而言,民众教育是就施教的对象而言,是一个命题的两方面,而社会教育的名称较为适宜,因为它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教育序列。本文出现的通俗教育、平民教育、民众教育等概念,得以统合为社会教育的范畴,不是依赖抽象的逻辑规定,而主要是用问题去统摄。这个问题就是“新民”的培养问题。第一章论述社会教育从清末继续推进到民国的根由。透过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民国社会教育的宗旨可以概括为“作新民”与“唤起民众”,这也是社会教育从清末继续推进到民国的根由。民国初期,晏阳发起平民教育运动,以“作新民”为宗旨,知识力、生产力、健康力、团结力四力兼备谓之“新民”。“唤起民众”的口号出自孙中山《遗嘱》,晏阳初说,平教会所努力的就是孙中山先生提倡的“唤起民众”的工作,国民党中央训练部也解释民众教育即是“唤起民众”。从严复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论,到梁启超的“新民说”,再到陈独秀的“救国新民”主张,进而晏阳初“作新民”和国民党“唤起民众”的口号,其培养新国民的思想一脉贯通。新式学校教育有很多成绩,同时不可否认产生了不良结果,主要表现有三:新式学制、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模仿外国,由此造成事事不如人的民族自卑心理;学校教育缺乏中国化,所教所学与社会需要脱节;普及教育远远不够。民国所需要的教育,尤其是面向广大国民的社会教育,除了为民众自身解放外,更需要昂扬国民的民族意识,激发起民族自觉,使广大国民都能起而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作新民”的口号更多体现了社会教育的价值理性,而“唤起民众”的口号则更多体现了社会教育的工具理性。两者都弥补了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的不足,其同一性则是变革教育、培养新民,最终完成救亡图存的使命。这正是本文的逻辑起点。第二章论述民国社会教育发展进程。通过对民国学者社会教育分期的总体纵向考察,得出两点依据:一是根据政权更迭,二是根据社会教育的突出特征。据此,笔者将民国社会教育史大略分为四期:1912-1918年,社会教育的确定时期,因为此期特别注重通俗教育的推行,也称通俗教育运动时期。1919-1927年,社会教育的发展时期,因为此期平民教育盛行,也称平民教育运动时期。1928-1937年,社会教育的全面扩张时期,因为此期民众教育的提法盖过社会教育,也称民众教育运动时期。1938-1949年,因为此期处于全面抗战继而全面内战,所以称战时社会教育。对于中间两个个时期社会教育的内容,以往论著叙述较多,笔者重在概括其阶段特征。对于通俗教育和战时社会教育,以往论著涉及极少,笔者尤为着力,进行了详细论证。第三章论述民国社会教育行政。社会教育行政包括制度的建设、机构的设立、人员的培养、经费的筹措划拨。对于前两个方面,以往论述较多。后两个方面尽管材料稀少,笔者作了简要梳理。第四章论述民国社会教育设施。民国社会教育实施机关可分学校式和社会式两种,属于学校式的社教机关与普通学校的设置不可相提并论,在教育对象、教材、课程、上课时间、目标诸方面多有不同。属于社会式的社教机关,如各类场馆等。除此之外,1940年代各级学校也成为办理社会教育的地方。其中,民众教育馆是综合的施教机关,民众学校、图书馆、博物馆为单一的施教机构,设置遍及全国。科学馆、礼乐馆的设置虽属个别,但具有特殊性和极大的象征意义。所以笔者择取以上六类设施集中论述,分析了以往论著不曾涉及的一些问题。其中博物馆、科学馆、礼乐馆三项,以往论著中未见。第五章论述民国主要社会教育事业。民初社会教育以通俗演讲最为突出,平民教育运动初期以识字教育为中心,后期实施四大教育,即文艺教育、卫生教育、生计教育、公民教育。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社会教育内容增多,1931年教育部关于全国社会教育设施概况报告中列举三大类58项,几乎囊括普通学校教育外的一切教育活动。笔者主要择取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以往论著很少论及的通俗演讲、识字教育、通俗读物、生计教育、社会体育、电化教育六项事业进行了论述。第六章分析民国社会教育的演进特点、成效、弊病及其制约因素。民国社会教育的演进具有五个方面的特点:由观览施教而入于分区实验、由农余补习而入于乡村建设、由补助的附属机关而入于正式的学制系统、由单纯的识字教育而入于全民的救国教育、社会教育学术化和组织化。民国时期的社会教育思想给后世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图书馆、博物馆、科学馆等设施为后世继续沿用,有关规程制度也是后来社会教育或成人教育的张本。成绩并非斐然,然决不能谓之无用。不能否认社会教育有若干收获和成就,但也不能不看到它曾遭遇了若干内在的和外在的困难和阻碍。民国社会教育理论的提出和实施,本在纠正学校教育之弊,但主观愿望与客观效果存在差距,反生其弊,主要表现为:社会教育理论尚未系统化;社会教育事业“全面开花”;集中在城市,忽视乡村;实施方法多有不当。成效不彰,为国人所诟病,主要制约因素有三:社会经济方面,民国经济困难,财政吃紧,民众忙于生计,无暇受教。社会政治方面,民众与政府隔阂很深,社会教育若不借助政权就无力推广。社会心理方面,教育界多数人士囿于教育即学校的偏见,对于社会教育不独鲜见积极赞助,甚且消极地施以诽谤;社会教育人员残留士大夫意识,不屑与民众为伍;民众对社会教育多持怀疑、顾虑和敷衍心理,并未自动的求教育;社会教育是出于教育家的满腔热忱和国家的政策所需,并不是应着民众的要求,乃是施教者为主动,民众为被动。结语得出四点史识。从臣民到新民、公民,反映了民国时期社会教育的高端目标;民本观、民力观是深藏在社会教育运动中的思想基础;民国社会教育发展历程的重心在于“挽救民族危亡”,并未以”民众自身解放”为本位;民国社会教育属于改良范畴,但与革命一样,构成历史合力,同样促进了社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