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以林语堂1932-1936年间的文学活动及其理论思考与创作成果为中心,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视角出发,着重探讨林语堂对晚明性灵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发展,同时兼及早期的探索和后期的影响,进而揭示其在中国现代文学融入世界文学进程中的贡献与意义。全文分为导论、正文(三章)、余论三部分。导论部分首先综合评述了以往林语堂研究的主要观点和局限,然后概述了本文的研究视角、基本思路及基本观点。正文第一章主要追溯了林语堂在1932年以前的文学活动和文学思想。此时的林语堂,对于社会政治极其关心,积极投身社会活动,其散文则成为发表意见、阐述思想、干预社会现实生活的一种形式和手段,往往言辞激烈,透露出一种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书生本色。在文学思想上,则主要是受西方表现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影响,主张要凸显自我与个性,这为他后来能够很快地接受并领悟晚明性灵文学理论做下了铺垫。第二章首先对林语堂性灵文学思想的形成过程做了简单的描述,接着重点阐述了林语堂性灵文学思想如何在与左翼的论战中逐渐成熟和完善,最后从理论上分析了林语堂对晚明“性灵说”的继承与发展。1932年,由周作人“引荐”,林语堂接触了晚明性灵文学,很快就服膺在了晚明性灵文学的理论之下,并且以西方的表现主义、浪漫主义与性灵文学理论互证,从现代的角度对晚明性灵文学理论进行了新的阐释。此外,他还创办了《论语》、《人间世》、《宇宙风》三个杂志,在现代文坛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性灵文学运动,从实践上发展了性灵文学。第三章则从文本层面分析了1932-1936年间林语堂的散文创作,认为林语堂的散文主要可以分为议论文与记述文两大类,并从结构特点和语言特色两方面对林语堂散文的主要艺术特色做了探讨。余论部分除了总结全文的观点以外,还简略评述了林语堂的性灵文学主张和谈话笔调在他的其他创作中的积极影响,包括1933-1934年和1937年用英文为美国读者撰写的《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二书和晚年在台湾出版的散文集《无所不谈合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