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推动下，国际金融市场迅猛发展，国际资本流动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采用企业间协调的方式来组织交易和生产活动，金融的集聚效应逐渐显现，一些学者也开始关注金融集聚的研究。然而，金融集聚的演化机理和效应一直是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在为数不多的金融集聚问题的研究中大多是在一般产业集群理论分析框架下考察金融集聚发展，或者简单的沿用制造业集聚的分析范式，方法的适用性和针对性需要进一步考量。同时，以往的金融集聚研究多侧重于集聚现象的理论研究，缺乏详实的数据资料和计量分析结果作为验证，对金融集聚的成因、集聚区集聚程度的测度、金融集聚的演化过程及其对地区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效应等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在此背景下，运用定性、定量与空间分析综合集成的方法，探索金融集聚形成和发展的演化机理、演化路径及其集聚效应是对金融集聚研究的补充与完善，也可为宏观决策层提供决策的理论依据和数据支撑。本文结合经济地理学、空间经济学和系统动力学等相关理论，在对金融集聚进行基本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金融业的特征，构建金融集聚演化机理及其效应的分析框架，并结合我国实际进行应用研究。具体体现在以下七个方面：第一，在系统梳理国内外学者对金融集聚内涵、集聚形成机理、集聚演化和集聚效应等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金融业发展的特点，对金融集聚演化的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并对金融集聚的本质、特征、演化模式、演化动力及其与制造业集聚的区别等基本理论进行研究。第二，在比较分析不同产业集聚测度方法的基础上，从金融规模、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三个方面，构建金融集聚程度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综合分析金融业在空间上的聚集程度和动态变化特征。分析表明，现阶段我国金融集聚表现出较大的空间差异性，金融集聚度呈现出东部往中部和西部地区递减的态势，金融集聚度较高的省域主要有北京、广东、上海、浙江和江苏等地，西部地区的贵州、宁夏、青海、西藏等省域金融业发展相对落后，金融集聚度不高。第三，根据金融集聚演化动力的分析结果，构建金融集聚演化机理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实证结果表明规模经济、政策环境、行业竞争和知识溢出对各区域的金融集聚影响比较显著。然后，构建金融集聚演化过程的Logistic模型，判断金融业整体的演化趋势。研究发现我国的金融集聚系统即将处于快速成长期，现阶段仅有海南省尚处于金融集聚发展的孕育期，北京市在2006年率先进入了金融集聚发展的成长期，而在2012年左右广东、北京和福建省将陆续进入金融集聚发展的成熟期。第四，根据金融集聚演化机理研究结果，建立金融集聚演化路径的系统动力学模型，模拟仿真金融集聚的演化过程。通过运用广东省的数据对仿真模型进行检验，发现金融集聚演化路径系统能较为真实地刻画金融集聚的演化过程。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各省域的金融集聚趋势进行模拟仿真，结果表明北京、广东、上海等地的金融集聚程度在今后几年保持在全国的前列，而河北、陕西和山东等省的金融集聚度位于全国的第二梯队，西部地区的青海、西藏和广西等地金融集聚度处于比较低的水平。进一步，以广东省为例，分析政策变化对区域金融集聚的影响，结果显示政府消费支出的增加和区域基础设施水平的完善均会有效地促进区域金融的集聚。第五，在分析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作用机理的基础上，建立动态面板模型考察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动态溢出效应，发现区域经济增长水平的一阶滞后量和资本投入对区域经济的增长具有正向推动作用，而金融集聚水平与劳动力投入对区域的经济增长表现出负的抑制作用。进一步，实证检验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省域的金融集聚水平在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中的无固定效应、空间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下对区域经济增长水平均有着显著的正向溢出作用。但从各变量的局部影响来看，部分中西部地区如山西、内蒙古、贵州等地，金融集聚对区域的经济增长表现出负向的溢出效应。最后，构建门限面板回归模型，实证得到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门限效应存在，其门限值为4.0639。第六，在分析金融集聚对区域产业结构作用机理的基础上，从空间的角度分析金融集聚与产业结构的空间关联，研究表明产业结构在空间分布上具有明显的空间正自相关关系。在纳入空间效应的前提下，测算了金融集聚与产业结构、制造业竞争力的关联程度，实证得到省域的金融集聚水平在空间误差模型中的无固定效应、空间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下对区域产业结构有着显著的正向溢出作用。通过构造联立方程组，发现金融集聚和制造业集聚存在空间联动效应。第七，根据系统动力学的政策模拟和金融集聚的空间效应分析等研究结果，结合我国金融集聚发展现状，并针对制约金融集聚发展的因素，提出促进金融业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和配套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