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丁玲的左转问题,学术界有不少研究成果聚焦于丁玲在“左联”时期的思想转变和文学创作,大多是以作品为依托来分析其左转的原因。本文认为,与丁玲为什么“向左转”同样重要的,还有转向之后的丁玲是如何寻求并确立自我的情感归属。文艺大众化运动贯穿“左联”的发展始末,也是丁玲加入“左联”之后参加的第一场重大文学运动。“左联”倡导的文艺大众化运动有着清晰的历史脉络,以此为切入点,可以深入考察丁玲这一时期文学创作中具体的转向线索与情感脉络。“左联”对文艺大众化的倡导、丁玲对文艺大众化的理论认知都有一个曲折的发展历程。“左联”对文艺大众化的倡导直接影响着丁玲的理论认知和创作实践,“左联”与丁玲之间还有着某种同构关系,当时的革命形势和政治环境都尚未成熟,二者不可避免地受到客观历史条件的制约。在“左联”文艺大众化倡导的背景下,丁玲的小说创作出现了两个方面的转向,首先是内容上的写大众,这主要表现为文本中革命者与工农大众的关系书写;其次是形式上的大众化,这涉及到丁玲小说中审美趣味的调整。具体来看,丁玲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形成了三种基本的写作模式,分别是革命者与工农大众的隔阂、工农大众的书写与革命者的虚化、革命者的定位与个人生命体验的投射。而丁玲作品中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的设置反映了她在文艺大众化时期理解革命、进入革命的不同方式。以书写矛盾的方式来重新看待丁玲的整个创作生涯,我们可以发现作家的创作内核以及逐渐深化的价值认同。丁玲在“左联”时期文艺大众化阶段的创作中呈现出了审美趣味的变化,但这种变化仅仅是过渡时期的局部调整,并没有构成根本意义上的变革。风景描写的流动和转换表现出了从封闭性到开放性的审美格局;叙述视角内聚焦到非聚焦的变化表现出了从向内到外扩的审美聚焦;语言形式的探索则表现出了从欧化到民族化的审美立场。这一时期小说形式的探索为丁玲后期创作高峰的来临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