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生态危机浮出水面,日益突显.为减轻和防止生态灾难,为唤起人们对地球及地球生命生存状况的关注,生态文学担负起了义不容辞的责任。被誉为“加拿大文学女王”的加拿大当代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是这个以拯救地球和人类命运为使命的阵营的杰出代表。自1956年开始文学创作,阿特伍德的作品往往以女权主义、民族主义和生态主义三大主题为主。然而,经过对大量国内外现有资料的搜集整理,笔者发现国内外研究者的关注点大多集中于阿特伍德作品所展现的女权主义和民族主义,对于其生态主义的写作倾向的研究还比较欠缺。同时,研究者们也仅仅将关注点投射于独立的文本中,却少有人将其一系列创作看作一个整体并对之进行系统的研究。本文拟将以阿特伍德的四部长篇小说《可以吃的女人》(1956)、《浮现》(1972)、《使女的故事》(1985)和《羚羊与秧鸡》(2003)为例,对其生态小说创作进行系统而整体地梳理,以填补阿特伍德研究的一个空缺。论文共分为三章。在第一章,笔者试图通过阿特伍德原初的生命经验论证分析阿特伍德走上生态创作所拥有的坚实根基与必然性,并简略介绍了所选的四部长篇小说的主要内容。第二章,在概述小说中所呈现的人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对自然界其他生命的掌控与践踏等场景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阿特伍德的生态小说是怎样随着自然、社会状况的发展变化不断发掘人与自然的疏离、对立。而这种种疏离、对立所导致的生态危机,实质上就根源于人类社会及人类自身的危机。文章追随阿特伍德的创作视角,从男性与女性、科学与艺术、社会阶层等社会文化各层面重审人类文化,试图探索人类思想、文化、社会发展模式如何影响、甚至决定了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如何导致环境的恶化和生态的危机。第三章,从生态文学整体的发展长河以及生态文本的影响力两方面来分析阿特伍德生态创作的意义所在。在呈现生态危机,分析导致危机的深层原因的同时,阿特伍德也在力图找寻人与自然的和谐之路。阿特伍德生态文学创作的成功范例对于以后生态文学的创作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也将激励文学工作者坚持文学的信仰,努力寻求文学与生态的最佳契合点,成为地球最后的守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