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关键期”。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世界经济疲软且下行压力加剧,而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技术的不断创新涌现不仅驱动了生活方式的变革,也加剧了企业间的相互博弈。在挑战与机遇相伴,危机与转机并存的环境下,企业想要获得竞争优势,就必须主动承担适度风险,把握好风险投资机会。目前,数字经济成为大国应对新冠疫情和经济下行压力的共同选择,全球加速进入数字技术跃迁、经济范式转换、生产要素重置、治理模式变革的重要窗口期。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研究报告显示,我国数字经济总体规模达39.2万亿元,占GDP比重38.6%。数字金融作为数字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依托于数字技术降低了金融机构与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为尾部群体提供了多元化、低门槛、高效率的金融服务,有效缓解了企业的融资约束,助推企业提高风险承担水平。本文通过对资源依赖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交易成本理论、融资约束理论以及长尾理论进行分析,用信息不对称与融资约束作中介变量,基于2011-2020年2936家A股上市公司的20402个观测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从数字金融不同层面研究数字金融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按照企业产权性质、所属地区和所受监管强度进行分组研究。研究发现:（1）数字金融提高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整体而言数字金融在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方面有显著效果,与数字化程度相比,其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企业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2）降低信息不对称,缓解融资约束是主要作用机制。数字金融降低了金融机构与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在数量上缓解了融资约束,在质量上提高了信贷资金配置效率,引导资源流入真正有风险承担意愿且有能力的企业。（3）数字金融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具有异质性。数字金融对提升企业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在民营企业、经济发展较好地区以及强监管条件下表现的更加明显,完善的制度环境与公司治理更能强化数字金融对企业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基于以上结论,本文认为数字金融更应该弥补中西部数字化基础设施短板,以实现多维度的协同效应,更好地助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政策制定者应该改善地区外部制度环境与市场信息中介机制,鼓励数字金融助力企业发展;监管当局应该加强宏观审慎监管,防范重大金融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