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毒泛滥是近代中国社会的弊病之一,值得关注。本文以1938-1945年间恩施地区的禁烟运动为研究对象,梳理抗日战争时期湖北省政府、民间组织和普通民众对禁烟运动的参与,考察禁烟运动的具体过程,揭示此次禁烟运动的结果,及其对恩施地区与西南大后方建设的影响。恩施地区的烟毒流入较早,因其特殊的自然环境与社会背景,烟毒种植广、危害深。清朝末年至抗战前,林则徐、陈夔龙、靖国军与南京国民政府都在恩施地区开展过禁烟,产生了一定作用,但禁烟受到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因素影响,总体而言收效甚微。屡禁不止的烟毒严重破坏了恩施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造成粮食紧张、经济秩序混乱,更损害民众体质,导致征兵困难。同时,烟毒的持续泛滥也激发了一系列社会矛盾,导致本地盗匪严重,社会风气极度败坏,对抗战前恩施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影响甚深。1938年,湖北省政府西迁恩施,由陈诚主政。为保障恩施与大后方的各方面建设,保障抗战的最终胜利,湖北省政府在恩施地区开展战时禁烟运动。此次禁烟运动以政治举措、经济手段和对民众的动员为主要内容,首先设置禁烟机关与专员、颁行禁烟法令,并创造性地将官员政绩考核与禁烟成效相联结,签订戒烟切结书、实行保甲联保连坐,随后控制运输渠道、废除公开市场,从经济层面遏制烟毒的泛滥,并进行广泛的民众动员,会印禁烟挂图,通过教育机构进行舆论宣传禁烟,力图开展声势浩大的全民禁烟运动。随着抗战局势愈发紧张,恩施地区民众抗战情绪高涨,加之社会团体与大批青年的到来,恩施地区民间抗战力量进一步增强,从内部有力地推动了禁烟运动的开展。全国各地禁烟协会与恩施民间组织相继开展的禁烟宣传,最大程度地调动了普通民众的禁烟热情,使得种烟农民配合禁烟机构铲除烟苗,烟民进入洗心堂与戒烟院,普通民众主动检举揭发运输、售卖烟毒人员。其中,恩施县芭蕉乡是禁烟的重点区域,本文以该地区为个案,动态化地展示芭蕉乡以政府为主导、民众参与的禁烟活动的过程及结果。通过对禁烟运动整体过程的梳理,可以得出此次禁烟运动在铲除烟苗、销毁烟毒、烟民戒除毒瘾等方面取得了较大成效,对恩施地区与西南大后方都产生了积极影响。首先保障了地方财政稳定,促进了恩施地区及西南大后方的经济后勤建设;其次遏制了烟毒泛滥,稳定社会秩序,并在一定程度上阻遏了日军毒化政策,保障了军队战斗力。同时,在禁烟运动中惩治了不少贪官污吏,打击了政府内部腐败,增强了抗战信心。但此次禁烟运动也存在禁烟体制缺陷明显、单行法令过多、司法审判困难等难题,且因禁烟运动主要由军政人员主持,部分禁烟举措激进,进一步加剧了战时社会动乱,同时导致屡禁不止的烟毒转向隐蔽,禁烟运动成效难以持续,致使烟毒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再次泛滥。抗日战争时期恩施地区的禁烟运动具有显著的战时体制特征,表现为:第一,禁烟运动开展的紧迫性。第二,禁烟运动以政府为主导、民众参与,是多方合力的结果。第三,禁烟运动的结果不仅影响恩施本地区,而且影响西南大后方。1944年,陈诚离开恩施,由王东原接任湖北省主席,执行禁令松弛。次年,抗日战争取得胜利,湖北省会迁回武汉,恩施地区面临着接收混乱、财政困顿、禁烟执行力低等境况,恩施地区的烟毒再次泛滥。直至建国初期,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恩施各县开展大规模的禁烟禁毒运动,取得了巨大成效,使得恩施地区流溢百余年的烟毒得以彻底肃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