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阮朝的政区结构,是区块结构和圈层结构的统一。富春京畿区和北城、嘉定城,共同构成了阮朝初期的区块状政区体制。1808年嘉定城的建立,标志着“京-城”体制的形成。“京-城”体制具有一定的权宜性,亦有其必然性。“城”的设置是阮朝初期统治方式的一大特色:从地理平面来看,“城”属之地往往为南北两圻的中心地带;从政区层级来看,“城”乃统属数镇之地的跨高层政区,为阮朝前期地方政区的最高层级。该体制兼具地理、政治、文化上的三重涵义,在阮朝建立之初,“城”的设置具有代镇地方和政治缓冲区的特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重臣专阃而导致的地方分离趋势日益加重,城辖政区也因为层级过多,而阻碍了行政效率的提升,因而,明命时期分期予以废除。京、城的废止与行省的建立,标志着阮朝“京-城”三分政治地理体制的消亡。明命十三年（1832）改革之后,阮朝建立行省制。明命十五年（1834）又将全国划分为南圻、北圻和直畿区。从南北河、南北城到南北圻,不只是名称的更演,还体现区域性质和地理空间的转变。如果说南北城的设置是统一甫定后的权宜措置,是地方分权偏重时期的政治地理区划;南北圻则是国势安稳时的从容规划,其时的中央-地方关系态势已经不同于前。由南北城到南北圻的名称上的转变,实际上代表了阮朝对地方的统治方式由专阃向经制的转变。北圻经略大使的设置和撤罢,体现了法越在北圻地区的联动,其撤罢可说是一个转折性事件,此后法人对北圻的控制更加深密。在政区圈层结构上,阮朝存在京畿直辖区、标准经制区、间接行政区和统领区四个圈层,以富春京城为中心点,在其周围生成一个直辖区域,并与外围的直接和间接行政区域构成一种中心-边缘关系。由于其西山东海的地形影响,西部山区无论在地理上还是在政区上,都处于圈层的边缘。随着形势的不断变化,以及优势力量经略手段的改变,这个边缘圈层呈现出伸缩和浮动的特点。为了稳固对西部山区的统治,法国和阮朝政府对山地族群扰乱和暹罗入侵,进行了对应的反击和规措,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高绵是阮朝的藩属国,在政区圈层中属于“统领区”的范畴。镇西城的设立,是与越南南部的平乱斗争同时的,两者被纳入了系统规划之中,越南之所以设置镇西城,主要是因为高绵的藩屏地位岌岌可危,已经难以起到缓冲区的作用,故而阮朝决议将之变为自身的边疆区。此后阮朝在其地进行措置,使其性质从统领区变为军管型政区,再变为间接行政区,但最终也未完成向经制区的转变。此后随着暹罗的出兵干涉,以及动乱向越南南部的蔓延,阮朝绍治帝最终撤军。镇西城建置被撤销,高绵恢复了作为藩属国的地位,在政区圈层中又回归统领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