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儒家思想的开创者，孔子及其思想渊源是认识和研究儒学的基础。孔子思想博大精深，政治思想尤为突出，主张“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推崇周初“文武之政”是其鲜明的特点之一。孔子未曾详细论述“文武之政”的具体内容，史料文献也没有详细解释，甚至现今也没有以此为考察中心的论作。但周初部分政治理念，如“明德慎罚”、“敬天保民”、“勤政修身”等思想，曾受到学者很大程度的关注。本文将“文武之政”作为一个整体概念探讨，通过对文王、武王、周公时期治国史事的记载，分析“文武之政”的相关问题及孔子“王道政治”的理想渊源。周初文、武、周公之史事，孔子认为是“有记”可循、有法度可依的。孔子说“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指的就是记录在竹简木椟等“方策”载体上的历史文献。当时的“方策”典籍远多于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历史材料，对孔子的政治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经过分析，我们认为今本《逸周书》、《尚书》、《诗经》、《周易》、《竹书纪年》等传世文献中有不少篇章，属于孔子所说的“方策”，包含了丰富的“周政”内容。还有一些新出土文献，是以往我们从未见到的周初文献，如清华简有关文王遗言的《周训》篇，是反映“周训”内容的重要“方策”。这些文献资料中大量“文武之政”的记载，是我们研究本课题的材料来源。孔子所说的“文武之政”，指西周初期周文王、武王执政期间，包括周公旦辅政勤天下之时，所贯彻执行的政治理念及推行的政治举措，集中体现在文王、武王、周公等政治家、思想家的为政过程中。商周易代，但就制度和文化而言，是前后相继的关系，而非颠覆性的改换。夏商及先周时期积累的大量政治制度经验，都为周初统治者传承下来，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由此来看，周初政治文化并非形成于一时，而是在总结前代政治经验的基础上，经过周初众多政治家、思想家实践，在文、武、周公时期得以发展奠基，进而总结完善而成。周初政治文化集上古三代治国方略之大成，也集周初众多政治家、思想家智慧于一体，是一套行之有效的礼乐治国的典章制度。“文武之政”继承了上古三代政治文明，又在先周发展史中与不同的地域文化交融汇通，不断得以调整和充实。文王初期就十分注重汇集和运用以往政治思想，后又发展了“中道”思想、把握时遇、以刑辅德等思想，使之更为充实。武王、周公效法文王，勤勉谨慎、严于修己、志于安人定国，实现了“小邦周”政治文化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文、武、周公三代继承并发展了从上古历代政治文明中提炼出来的思想精华，形成了周初影响后世数千年的为政治国理念。周初文、武、周公之政，其实质就是推行王道之治，以礼乐文化作为为政牧民之本，行仁讲德。至春秋时，仍有一些周政思想运用于社会。孔子好学善学，又得益于鲁国礼乐文化丰富的大环境，内外因素结合产生的独到效果，就是发现了“文武之政”作为治国理论的有效价值。在孔子看来，尧、舜、禹、汤、文、武等圣王明君的治世之道，是为“明王之治”，是救世治弊的良剂。孔子推崇“文武之政”，主张追述尧舜之道、效法文武法则，以之匡正“礼坏乐崩”的现实社会。在欣羡“周政”带来“大同”治世的同时，孔子积极研习“方策”典籍，汲取有益的周政思想精华。现实从政失败和多年羁旅生活带来的潜心思考，最终形成了其王道政治理想。春秋社会之弊病在于“礼坏乐崩”，以周初“文武之政”来修复当世的礼乐文化，便是孔子的最佳选择，也是改变春秋之乱、实现大治的根本之策。因此孔子极力主张通过“方策”了解和学习“文武之政”，以应用于春秋当世。孔子按照心目中的周政模式，提出了整套宪章文武的主张，包括实行王道政治、力倡德主刑辅、以民为本、为政在于得人等治国之大方略。这些“德治”、“民本”等思想，尽管不见用于当时社会，但孔子以道德教化治国的思想，成为历代封建王朝统治思想的主导，影响深远。孔子思想学说有诸多来源，而“文武之政”是其政治理想的重要来源之一。“文武之政”又是孔子王道政治理想的一个样板，周初社会是孔子心目中理想的大同社会样板。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我们重新认识先秦文明、重新全面而真实地认识孔子、客观审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都有深远意义。